福州临床用血量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在未来5年内，福州的病床数将增加1万张，用血量将翻番。2010年，福州全年提供捐献全血服务77645人次，采集全血29.56吨；提供捐献机采血小板服务6176人次，采集滤白单采血小板9080治疗量。以这个做基数，5年后的临床用血将增加至50余吨，这意味着全年献血次数要增加至16万人次左右，才能满足临床用血需求。【详细】
目前福州的临床用血主要来源于街头采血。每年这个季节，血液中心40余名工作人员分散在福州9个固定献血点和4部流动献血车上工作，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分两班倒在一线采血。如果每人献血400毫升，每天必须要200人献血才够全市一天的用血量。
但街头献血一向是“靠天吃饭”，容易受到交通、季节、气候、人流量等因素影响。夏日炎炎，许多人都不愿上街献血，以至于每年七、八月往往是福州血液紧缺的月份。
由于“郭美美事件”影响到了红十字会的声誉，顺带着红十字会血液中心也被殃及。“郭美美事件”曝光后，引起网上铺天盖地的批评。对于很多民众来说，在信任不足的情况下，献血还是不献血，是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甚至许多人提出不献血，以此抗议。
因为不信任红十字会，担心爱心被滥用，因此选择不去献血。于是，本就艰难维持的血库愈加紧张。
献血者对于血站和医院借此牟利的怀疑是一大问题。无偿捐献的血液，到了用血患者那里却价格不菲。虽然血站和医院都声称没有牟利，血站收钱只是“收回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检测成本”，医院收钱只是“人工、治疗等费用”，但这种自说自话，很难让人相信卖给患者时“血液本身不算钱”。公众看不到第三方机构关于血站和医院“供血成本”的监审。
事实上，目前献血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个人自愿献血和团体组织献血。个人自愿献血大多依赖个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因此常常是兴起了就献血，兴致过了就不献血。这种带有随机性和冲动性献血往往会受到外界其他因素干扰，此时就容易造成了上文所述的“季节性血荒”。
而团体组织的献血则带有一定的任务摊派性质，献血者更多地是为服从组织安排而献血，谈不上多少责任使命感。而团体组织献血本身就属于偶然性事件，不可能长期保持稳定水平。
农民工和大学生一直是献血队伍的主力军，无偿献血比例超90%，但以昆明为例，公务员参与无偿献血的比率仅占0.92%，医务人员的比率则仅1.2%。政府和医疗机构总是宣传献血无害，可医务人员、公务员都不带头献血。
许多人对献血存有恐惧心理，主要是怕危及自身健康。在这方面，医务人员和国家公务员却没有带头作出表率，又如何号召得了大家无偿献血呢？
在日本，每年的1月15日为成人节，年满20岁的男女青年身着盛装，在举行成年仪式之后，纷纷来到献血车前参加无偿献血，这已成为日本推动献血的一个传统形式。
此外，官员带头无偿献血。日本政府规定，各级行政人员适龄者每年必须献血一次。明仁天皇每年的6月5日，都会和后妃带领宫中人员参加献血。
约旦政府明文禁止血液买卖。1975年首都安曼建立了一座中央血库。任何人只要急需血液，都可以从这里得到，但在身体康复后，必须来献血，或由亲属来代之献血。
津巴布韦的“25岁俱乐部”是一个固定献血的志愿者组织，成员大多数为16至25岁的学生，他们承诺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捐献安全的血液。据称，“25岁俱乐部”使该国输血中艾滋病感染率从1989年的4．45％下降到2001年的0．61％。
斋月是摩洛哥人义务献血的时候。斋月为伊斯兰教的圣月，教徒要把斋一个月。在此期间，每天太阳出升后到太阳落山前这段时间不能进食不能饮水，太阳落山后人们开始吃饭。据说斋月的目的是让教徒体验穷人的艰辛，把斋月中节省下来的食物施舍给穷人，因此，这是奉献之月。献血也是一种奉献举动，所以，这个月献血的人很多。首都拉巴特血库每年斋月都设临时采血帐篷，义务捐献自己的血液。
就普通群众而言，一味地强调“人心”“觉悟”“奉献精神”，将献血人群单一的原因归咎于缺乏“道义”，显然是错误的。从长远来看，针对人们对献血是否危及健康的不同认识，应当让献血宣传进入学校，从小抓起；对于献血者，政府可以用一些非经济手段多给予一些激励，尤其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多次献血的固定献血者，应当加大鼓励力度。
重建公信，公权力和公益机构惟有以充分的公开和透明，释放更多的诚意。公众确实应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但血站和医院更该“公益卖血”。公开用血制度、血液中心运行信息、对血站和医院的“供血成本”进行公示，消除民众心头的疑虑，这才是最为有力的无偿献血宣传。
同时，公务人员和医务人员如能成为率先参与志愿献血的人群，不仅能对社会起到强烈的引导作用，也是恢复公信指数的捷径。
结语：若地方官员能出来公开“带头献血”，则“血荒”解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