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月以来，包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南京等多个大中城市举行水价上调的听证会。其他城市则正处于准备阶段。按照价格“听证会”的常见逻辑，此举意味着水价上调将成定局，只是幅度问题。

　　对当前各地上调水价的理由，总结起来有两条：一是水价总体偏低，没有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水

　　环境治理成本，导致浪费严重，不利于提高居民的节水意识；二是水价偏低导致供水企业面临经营亏损的压力。如北京市水务局日前透露，将采取调整综合水价、出台节水奖励办法等措施缓解用水危机。

　　其实，这两个理由长期存在，并不新鲜。我国水价的不合理，不仅仅表现在价格偏低，更重要的是从水的供应管理，到供水成本、定价机制等的扭曲。近年来，水价一直在上涨，但对企事业单位和居民节水意识的培养作用不大，很多地方只管涨价，不注重从机制上完善。结果是，尽管水价一直在涨，但这种价格杠杆，既没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也没减少供水企业的亏损。

　　水资源本身既是私人产品，也是公共产品。我国作为最缺水的13个国家之一，节约用水的必要性自不待言，水价偏低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借助于价格杠杆调控也无可厚非。但将节约用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涨价上，显然没看到我国水价机制的根本问题。有专家表示，“不能因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价”，这样的说辞令人心寒。事实上，从各地老百姓对水价拟上涨的反应看，并不是一边倒的反对，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有真正建立和理顺水资源的价格机制，才能一劳永逸解决水资源浪费问题。

　　供水企业将亏损的理由归于水价偏低，显然难以让公众接受。很多供水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与在垄断经营状态下，管理不善、人员大量超编密切相关。据统计，由于供水企业管理不善，全国城市公共供水系统管网漏损率在20%以上，城市供水每年损失至少在100亿立方米。供水单位人员超标导致管理费用过高，更是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很多城市供水单位人员超编在50%以上。再加上企业盲目建设导致设施能力过剩，将经营成本与政策性成本混淆，导致成本不合理上升。很多供水企业抱怨亏损，但很少有企业愿意公布其成本构成，在成本不透明和不合理的情况下，单纯调整水价，将纵容供水企业管理不善和人员超标。

　　如果价格机制完善，合理提高水价的确可以起到调节居民用水的作用。但在经营垄断、成本模糊和价格机制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涨价不但不能达到节约用水的公共政策目标，反而成为企业转嫁不合理成本的借口。从节水的视角看，国家推行水价改革的关键依然是合理确定成本，对管网漏损等成本一定要让企业自己承担，而不能转嫁。对居民的生活用水，仍然要坚持之前确立的阶梯水价。水价的提高应主要在超额用水上做文章，而且应将行政和企事业单位作为节约用水的主要对象，而不是在居民基本用水上涨价。

　　合理水价的形成，一方面要合理确定供水的真实成本，另一方面要改进管理、投资和监管机制，避免水价成糊涂账。也就是说，明确水价机制比涨价更重要。让人喝不起水，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新京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