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一件惊天大案的嫌疑主犯之前，他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远华事件的喧嚣早已远去，是时候追问一些被忽略的问题了——

　　远华案为什么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发生在赖氏家族？又为什么“成就”了赖昌星？

　　本刊记者/张鹭(发自福建晋江、石狮)

　　晋江市烧厝村，烧厝南区106号。这是赖昌星的弟弟赖昌图的家(其实也是赖昌星的住处，他们两家一直生活在一起)，同一个村里，还有大哥赖水强等亲属的住所。

　　“远华案”已经过去十年了，一方面，村里人很忌讳公开谈论赖昌星和远华，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对那段历史多有感念。

　　这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从普通人家到盛极一时再到远华案发之后，赖氏家族都与这个村落发生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透过这个村子，我们可以看到赖昌星及其家族的生存逻辑和发展脉络，发现“远华案”背后的深层秘密。

　　祖屋与宗族

　　赖昌图的住处在村委会和村老友会的附近，中等规模的一个院子，种着晋江并不常见的棕榈树。2层小楼的居室里，内饰气派，但还远称不上豪华，至少远远逊色于大哥营造的庄园。

　　路过村口“旅港赖昌星先生捐建”的牌坊，再往前走一点，从那个更高更气派的大门进入，就是大哥赖水强的庄园。近1公里的水泥路的两旁，是小溪、稻田，以及小作坊式的工厂，路的尽头就是已经病亡在狱中的赖水强住过的院子。其中的6层主楼体量庞大，是村里的制高点。可以想象，站在这座大厦般的住宅楼顶，俯瞰在稻田和工厂里劳作的人们，带给主人的是威望和权势带来的满足感。

　　两兄弟的宅子，不在一个量级，这样的对比很容易让人心生诧异。对此，赖昌星的同班同学、儿时好友赖昌翁分析，那是因为两兄弟的想法不同，赖昌星一直想把他“事业”的重心放在厦门，而赖水强则更愿意在晋江老家发展。

　　考虑到幼年时住所的拥挤程度，赖水强对于住所体量的追求变得可以理解。从赖昌图的住处出来，走半分钟，经过一个小小的下坡，就到了这个丘陵地形的村子里少见的一片大块平地。这里就是赖昌星兄弟出生的祖屋。

　　在被改成家庙以前，这个祖屋是泉州地区农村常见的民居样式：两落五间张双护厝，由下落、榉头、天井、顶落四部分构成，为典型的四合院布局，适合家族聚居。村干部赖文建回忆，这个被很多村民称为“祖屋”的建筑，大概有850平米，七八十间房子，住了好几十家人。

　　往上追溯，这些人家可以归到同一个祖先。事实上，在赖家族谱里，“昌”字辈是第24代。赖家一世祖原本定居在烧厝边上的赖厝，后来的祖先因为现已不可考的原因举族迁往泉州，大概200多年前的嘉庆年间，第15代祖先又率众从泉州迁了回来。从第10代到第14代，5代人出了6个进士。这也是赖昌星之前，这个家族最风光的历史。直到今天，村里的文庙仍以此为傲。

　　1958年农历九月十五，赖昌星出生在这幢据说是第16代祖先传下来的祖屋，他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比大哥赖水强小10岁，比小弟赖昌图大4岁。

　　赖昌翁对赖昌星家的记忆从小学开始，那时赖昌星一家住在祖屋七八十间房子中的三间里，“非常挤”。赖昌星跟二哥赖昌标住一个房间，中间是厨房，赖母、最小的姐姐和小弟赖昌图住在另一间房子里。赖的父亲赖永等早在“大跃进”时就是村支书，因为家里住不下，一直住在现在老友会所在的老村委会会址中。大哥赖水强住在村里的民兵营房，他后来在老村委会边上开了个小卖部，搬到小卖部里住。

　　1995年，当远华中学的赖世雄老师以赖氏五村建校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赖昌星在厦门的住处，接受赖对远华中学的500万捐款时，发现昌标、昌星、昌图兄弟几个竟然住在一栋大宅子里。而当时，昌标、昌图都已成为远华集团某一方面“业务”独当一面的人物。看起来，即便是到“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家族聚居仍是这个家族所秉持的生活方式——或许是对幼时一家人分开居住的补偿——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也是家族式的，远华集团董事会的五名成员，分别是赖昌星、赖昌标、赖昌图、曾明娜和曾明育。

　　一个“有力量”的少年

　　日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贫穷一直是故乡留给赖昌星的童年记忆。但无论是儿时玩伴还是小弟赖昌图都强调，在那个普遍贫穷的时代，他们家并不算特别困难。在赖文建和赖昌翁的描述中，童年生活因贫穷而更显简单，有着一种不复追寻的田园牧歌般的诗意。

　　赖文建那时住在赖昌星家隔壁，他们这一幢楼里差不多大的孩子，上学时相约同行，下课了一起回家。童年最大的欢乐，都在简单的游戏中度过。

　　他们最爱的是游泳，不上课的下午，要在脏兮兮的水坝里泡四五个钟头，即便是上课，午休的时间也被利用起来，吃完饭碗筷一丢，在水坝里泡两个小时，离上课只剩一刻钟时再一路小跑到学校。还有一种冲关游戏，小孩们分成两拨，防守的一拨站成五条线，拦住进攻者的冲击，进攻者一口气冲过五条防线就算赢，反过来，则算防守方赢。

　　最令人回味的时光是在夏日的夜里，家家户户在家门口搭个简易床，用竹子和纸板做成扇子，就在外面纳凉睡觉。那时连蚊香都没有，只能利用烧麦秆产生的烟雾来驱蚊，这帮孩子就是在这样的袅袅烟雾中捉迷藏，因为房子很多，家里又没有灯泡，只有煤油灯和蜡烛，一个人藏起来经常一晚上都找不着。

　　农村的孩子普遍读书很晚，赖昌星直到9岁才上学。家庭的贫困、“文革”对教育的破坏，使得与他同届入学的同学逐渐流失，一年级时还有五六个班，到进入五年级毕业班时，只有一个班硕果仅存。赖昌星的“学历”并非他自己记忆中的三年级，而是五年级。

　　1973年五六月份，赖昌星班上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要去香港，这个毕业班的语文课由其他几个老师分着上，赖世雄就是代课老师之一。由于给赖昌星上课不多，他对于这个学生并无太多印象。曾教过赖昌星的数学老师赖锦星对这个昔日学生的唯一印象，也只剩下“长得很漂亮，很多老师看见他都忍不住要去摸一下他的头”。

　　赖昌星比赖昌翁早一年上学，但赖昌翁读到三年级时，两人竟然变成了同班同学。由此，赖昌翁猜测，赖昌星应该是留过一级。那个时候一套小学教材分十册，他俩都读到了第十册。

　　“赖昌星在学校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他个子不高，但是速度快，力气大。功课一般，数学马马虎虎，要他写点东西，搞不来。上课不怎么专心，要交作业了，临时借我的抄一下。”赖昌翁强调说，“但是他的头脑好。”赖昌星自己显然也这么认为。日后，他把自己的才智用到了做生意当中，比如，他能轻松记住300多个电话号码。

　　干农活当然是每个农村孩子的必修课。赖昌翁回忆，有一段时间，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背着粪箕，拿着粪耙，漫山遍野地拾猪粪和狗粪给大队的地里做肥料。上学前还需要拔青草喂自家的兔子，挖了松菇为家里换几个零用钱。

　　赖文建说，到了冬天，他们天不亮就要走到1公里外的山上，去大队的地里挖地瓜。生产队白天挖地瓜时把大的挖走了，会剩下一些小地瓜，他们这些小孩结伴去挖出来，好一点的自己吃，差一点的喂猪、喂兔子。冬天的早上很冷，他们穿着拖鞋上去，单薄的衣服满是补丁，山上风大，一群孩子冻得不得了。赖文建说：“别看这玩意不值钱，但是埋在地下，用锄头耙，耙很久才能耙到一块。”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赖昌星开始在同龄人中显露他出众的号召力。众多挖地瓜的孩子中，他经常是那个组织者。“他矮胖矮胖的，有力气，每次都能挖很多，而且人缘好，讲义气，看见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捡得少，会主动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给别人。”

　　有理由相信，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体谅，来自父亲朴实的言传身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