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23年9月9日，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致信与会教师代表，强调广大教师要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弘扬教师群体中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身上所展现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方向，并且正式提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教育家精神。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古代教育家精神的内涵生成提供源流，集中体现于孔子开创的儒教道德伦理中。近代中国教育家精神生成于民族危亡时刻的教育救国实践之中，是中国传统教育伦理与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碰撞与交融。今天，我们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尤其需要大力弘扬时代要求的教育家精神。
我们在仰望大师级人物的同时，应当看到在我们身边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教师，或许，他们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大师级的教育家有所不同，并非著作等身、赞誉环绕，但是他们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一辈子坚守三尺讲台。他们无愧为杰出的教育家，“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同样在他们身上熠熠生辉。
甲辰龙年清明时节，我带几位学生到同安安乐园给赵民老师、向刘骏老师扫墓。尽管赵老师离开我们已经18年，向老师逝世也有11年了，但是两位恩师慈祥的面庞、睿智的言谈，如同过电影一般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们是普通的教师，但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学识造诣、人格境界，却有着不普通之处。
我的人生道路的引路人
我是“老三届”知识青年，1978年2月考取厦门大学哲学系，迈进高等学府。“形式逻辑”是哲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我是班级逻辑学的科代表。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思维与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吗？》的指导教师就是赵民老师。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当年，我和班级的几名同学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博览群书，有一定的社会阅历，虽然初学哲学尤其是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却能很快形成自己的见解，由此形成题为《试论在检验真理过程中逻辑证明与实践证明的辩证关系》的文章，适逢其时，经“哲学原理”课程主讲教师洪成得老师和赵老师推荐，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上发表。
大学毕业后，赵老师推荐我留校担任逻辑学教师，从此我与逻辑学终身结缘。赵老师及其夫人向刘骏老师成为我事业上的引路人，我前行的每一步，都有他们的身影。为了提高我的业务水平，赵老师做了精心的安排，包括参加在职培训和学术活动、出国访学等。教学上，赵老师更是热情鼓励、大胆使用，让小人物扛大旗。他推荐我这个“年纪不轻的年轻教师”担任汕头大学“法律逻辑”课程的主讲教师。令我深有体会的是赵老师在学术上对学生的宽容与包涵。赵老师的专长是康德哲学、黑格尔逻辑学，他并未因为我没有追随他的研究方向而对我另眼看待，而是教导我，逻辑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登堂入室不易，理论创新更是难如登天。他希望我不要急于求成，要有一辈子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要在教学过程中打好专业基础，有一定知识储备之后再考虑发展方向。
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三十余年，我与赵老师、向老师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早些年，从我家居住的东村到他们的寓所凌峰楼小区，没有现今林立的凌云楼群，只要翻过一个山坡，抄小路十几分钟就到了。我经常登门拜访老师，是赵家的常客。时间长了，我们的话题范围从逻辑教学逐渐扩大。他们是北方人，对闽南的世俗民情、厦大的历史掌故饶有兴趣，而我想更多了解逻辑学界的名人逸事。赵老师衣着朴素，总是一身中山装。客厅非常简朴，没有装饰，更无时髦家具。通常是我与赵老师围在一张四方饭桌坐着，泡上一壶茶，向老师习惯在客厅踱步。赵老师话语不多，总是先静静地听我提出话题，然后慢条斯理地应答，向老师偶尔插话。在讨论某一个问题时，他们总会从不同角度换位思考，做出周密的分析，这是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使我受益良多。两位老师的烟瘾特别的大，几乎是不停地抽烟，据称是早年经常要熬夜写文章、工作压力太大所致。对此我不介意，我的父亲、兄弟都吸烟，我天生拒抽烟但不厌烟味。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讨论、聊天。久而久之，在赵老师、向老师眼里，我已经是他们的知心朋友，而在我的心中，虽未入师门，却始终执弟子礼，他们永远是我敬重的老师。
一对志同道合的逻辑夫妻
时光流逝，我与赵老师、向老师相处久了，对他们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赵民老师、向刘骏老师在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没有顺势继续从政走仕途，而是选择到高等学府求学，转型成为学者。他们被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赵老师本科读的是经济学专业，向老师读的是数学专业。他们又作为学校从各系选调的优秀毕业生，被录取到刚刚成立的苏联专家尼基金逻辑学研究生班深造。赵时英说，父母亲曾经回忆起这段美好的往事，“正是在研究生班上，尼基金教授老用俄语夸奖妈妈是‘умная девочка！’（聪明的女孩儿！），爸爸才注意她、追求她”。毕业后他俩同时留校，担任哲学系逻辑学专业教师，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知识分子。相似的家庭背景、革命经历，共同的理想抱负、职业选择，赵老师与向老师走到了一起，成为一对逻辑夫妻。50年代，赵老师在人大哲学系担任逻辑学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先后开过多门哲学尤其是逻辑学课程，编写《形式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教科书在全国发行。向刘骏老师长期开设“逻辑学”课程，在《教学与研究》《哲学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哲学系徐梦秋老师记得，向老师曾经告诉他，上个世纪60年代，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其中有一章“辩证逻辑”，就是她写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出版时没有把这一章放进去。1950年代末，学术权威周谷城先生与逻辑学界有过一场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辩论。向老师也参与其中，发表了《也来谈谈演绎推理在认识中的作用》一文（署名“刘骏”，载《新建设》1959年10月号）与周谷城商榷，周谷城写《评刘骏先生的演绎作用论》文章（载《新建设》1959年12月号）进行反驳。周老先生不知道，“刘骏先生”居然是一位年不过30岁的女教师！
1952年 向刘骏研究生毕业证书
（盖有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胡锡奎、成仿吾三位校长的印章）
50年代 赵民 向刘骏合影（摄于中国人民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于60年代主持编写的《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第一部全国高等学校逻辑学教科书，向刘骏、赵民、方华、吴允曾、周礼全、晏成书、诸葛殷同、麻保安等专家、学者，分别承担全书8个章节的编写工作，王宪钧、汪奠基、周礼全诸位先生先后参加书稿讨论、修改工作。在当年，这个写作班子成员可是我国逻辑学界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与青年翘楚。北京师范大学朱耀垠教授回忆说，赵老师对他讲过参加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编写工作的经历。他说，这部教材是精雕细刻之作，1963年起草组成员集中在一起，经历了几个月的反复磋商、推敲。这部教科书代表了那个时期我国形式逻辑教材的最高水平，曾影响了一代代青年学生乃至大批逻辑学爱好者、自学者，至今仍是研习逻辑学的重要读物。
70年代 赵民向刘骏与女儿赵时英（后排左）、赵时燕（后排中）、赵红英（前排中）（摄于新疆大学）
1964年7月，赵民夫妇奉调支援新疆大学，担任政教系哲学教研室教师，在大西北工作、生活了13个年头。1976年，厦门大学哲学系复办之际，集聚一批学术造诣深、工作能力强的师资力量，系主任邹永贤、党总支书记罗芬、张澄清，以及后来的汪澍白张慎恒夫妇等，都是新中国成立前投身革命事业的老同志。1977年4月，赵老师、向老师调入厦门大学，赵老师担任哲学系副主任。70年代赵老师、向老师加盟之后，厦门大学逻辑学学科得以长足发展。1979年在北京通县召开的第一次中国逻辑学会大会上，赵老师当选全国逻辑学会首届理事。1980年全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在厦门大学成立，赵老师被推选为副会长。
1981年赵老师开始招收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第一批3名研究生，以及继后的几位研究生，毕业后分别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攻读博士学位，后受聘重点大学，成为知名学者。陈嘉明是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知识论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主任。陈振明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厦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曾任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朱士群是安徽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院长。朱耀垠是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政部办公厅原副主任、现任中国老龄办副主任。丛杭青是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赵老师培养的学生，他们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为事业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点首批5位博士生导师，其中就有4位是赵老师的弟子（陈嘉明和陈振明）或者私淑弟子（徐梦秋和潘世墨）。
赵老师于1994年1月离休，离休前为厦门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哲学系副教授。向老师于1986年12月离休，离休前为哲学系副教授。两位老师坚守逻辑讲坛40余年，无愧为中国高校逻辑学教学园地里辛勤的园丁。令人不解的是，赵老师、向老师离开讲台时的教师职称只是副教授，而不是正高职称。要知道，高校教师最为看重的就是职称，职称是教师水平与地位的标志。赵老师、向老师在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并没有像多数青年干部那样，进入党政机关，而是走求学从教的道路；也没有像许多“红二代”那样，投身自然科学、国防工程领域，而是选择人文社会科学，而且是冷门的逻辑学科作为奋斗目标，足见他们具有独立的思想和不同常人的视野。在50年代是如此，在80、90年代依然如此。熟悉他们的人知道：论资格，赵老师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学历，是厦门大学哲学系主任、政法学院副院长，是哲学系两位最早招收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之一；论学术水平，赵老师在50、60年代就发表多篇论文，参加编写几部有全国影响的教材；论外语水平，赵老师研究生阶段的授课教师就是苏联专家，他作为留苏预备生，外语不是障碍。如果说是不在乎职称，他对青年教师的职称还是关心的，几次过问我晋升职称的条件是否达到，要抓紧。向老师的情况也是如此，她是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人大研究生毕业后走上大学讲台的老同志、老教师。两位老师正是具备条件而没有获得正高职称，才为人们所不解，成为一个谜团。我曾经提及这个话题，他们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避而不谈。过后我了解到，他们根本就没有提出正高职称的申请。晚年赵老师无意之中谈到这个话题，仅仅表示看不惯职称评审中存在一些弄虚作假、争名夺利的不正之风。向老师也曾经流露，国家给离休干部的待遇非常高了，不和别人争这个名分。他们对待住房的态度也是如此，从凌峰6号楼302室搬到海滨东区17号楼506室，这可是讲师职称的C类单元，而不是高级职称或者离休干部应有的A类单元。两位老人认为，从半山腰搬下来，回家不用爬山了，又是新房子，这就很好了。赵家姊妹说，父母亲常言：“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必有所得。”在这里，着重提到评职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特别推崇两位老师这种淡泊名利、不随波逐流的崇高境界。
2000年以后，赵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好，他听从医生意见，把烟戒了。后来赵老师病重住院，我几次到174医院探视，他总是平静地望着我，几乎一言不发，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我也默默无语，不知道自己要怎么说。离开病房，向老师送我出来，我们也是相视无言。2006年12月20日清晨，我被电话铃声惊醒，有一种不祥之感。向老师低沉的话音有如惊雷：“赵老师走了。”她说，赵老师临终交代：不发讣告、不订花圈、不举行告别仪式，不要麻烦组织，只要通知离休支部、告诉世墨就行了。我立刻联系哲学系徐梦秋、陈墀成两位主任，赶过去安慰向老师，商量善后事宜。出乎意料的是，原本担心向老师经受不住，没想到她非常镇定地转述赵老师的遗言。可以看出，她把巨大的悲痛埋在心里，因为她的嘴在微微发抖，讲话断断续续。12月25日，在大生里殡仪馆举行赵民同志告别仪式，赵老师的亲属、友人，哲学系师生向敬爱的赵老师作最后的告别。当我看着赵老师那慈祥的遗容，哽咽不能自已：今后有难可问谁？
两个献身革命的红色家庭
赵民老师、向刘骏老师何以有如此崇高的境界与大家风范？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家世、他们的成长道路找到答案。赵民老师与向刘骏老师又红又专，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是一对志同道合的逻辑夫妻。双方的父母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投入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这两个红色家庭，一个是在革命圣地延安以及内蒙古浴血战斗，一个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从事革命活动。这是两个献身革命事业的红色家庭。
赵民的父亲赵云驶1927年投身革命活动， 1937年加入党组织。赵民的母亲李雪如在20年代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李雪如不幸被国民党抓捕，连同四个子女一起被投入监狱，年底出狱后病困交加，不幸去世，年仅29岁。四个年幼的子女由党组织派人送往延安，进入延安保育院。赵云驶也在1941年10月到达延安。
1942年 赵云驶与子女赵石男（左二）、赵靖（左四）、赵民（左一）、赵进民（左三）（摄于延安）
延安保育院是革命的大摇篮，革命者的后代在这里沐浴着党的阳光，幸福成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赵民弟兄随着父亲离开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赵云驶带领队伍进入内蒙古，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十六师，为内蒙古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赵云驶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赵民的大姐赵石男延安中学毕业后，一直跟随周恩来副主席，担任机要秘书，转战重庆红岩村、南京梅园新村、河北西柏坡。因抗战时的枪伤复发病故，年仅20岁。1946年，大哥赵靖（16岁）、赵民（14岁）在张家口市立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赵靖1951年赴朝鲜参战， 1960年参加军事核试验，因遭受大剂量放射性元素辐射，不幸逝世，年仅30岁。赵民中学毕业后，于1947年7月参加工作，是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机要科干部，1949年10月保送华北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三弟赵进民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国家干部，在中央机关工作，曾任全国政协老干局局长。
50年代 向愚全家福 向刘骏（后排中）（摄于长沙）
向刘骏的父母亲向愚、刘雯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向愚不幸两次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7年向愚带着妻子和子女辗转来到西安，成立战时出版社，创办《抗战文选》杂志。从1937年10月20日到1938年10月，向愚刘雯夫妇编辑出版《抗战文选》1~ 8辑，印量达数十万册。《抗战文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族抗战政策，介绍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民族的抗日斗志。1938年冬，向愚、刘雯夫妇返回湖南衡阳，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开办书店，编写、售卖宣传抗战的进步书籍，开展抗战宣传工作，吸引很多进步青年学生。1940年底，他第三次被捕，后被解救出狱。向愚不屈不挠，又创办金国印书馆，继续出版革命书籍，宣传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印书馆秘密印刷党的有关文件和宣传资料。50年代以后，向愚遭到错误处理。改革开放后，冤案逐步平反，被选为湖南省政协委员。1989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批，恢复了向愚的党籍，党龄从1924年算起。风风雨雨几十年，刘雯始终伴随丈夫从事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刘雯曾担任长沙市妇联委员。
向愚和刘雯有八个子女，向刘骏排行老二，是长女，次女向刘骝。1947年她俩仅仅是十多岁的中学生，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父母让她们停学，在印刷厂帮忙印刷、誊写党的文件资料。解放前夕，许多重要情报由“老地下交通员”—— 向刘骏、向刘骝姊妹传递，有时甚至是半夜去完成。
两个红色家庭都有许多值得回忆的故事。赵进民老局长在回忆录中写道，陕甘宁边区遭受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封锁，物资极度匮乏，党中央尽最大努力，保证延安保育院的基本生活条件，每天一大碗豆浆和一个蒸馍，每隔两三天每人一个大大的西红柿。学校给每个孩子发一只母鸡自己喂养，母鸡下的蛋自己吃，既能增加营养，又能培养劳动习惯。保育生从小就过集体生活，所以他们生活、卫生和学习的良好习惯，都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却是那个年代最好的教育。保育院的孩子们都知道自己是吃共产党的奶、陕北老百姓的小米和延河的水长大的，不能辜负革命前辈的期望，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赵红英回忆往事，父亲非常喜欢陕北信天游，小时候父亲教她唱《兰花花》《走西口》等歌谣，还有《延安颂》《太行山上》等。第一次听《黄水谣》是小时候听父亲唱的，《黄河大合唱》里的歌他都会唱。父亲讲过一桩趣事，令人印象深刻。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是他们的音乐老师，教他们唱《黄河大合唱》：“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赵民听成：“黄河在保小，黄河在保小……”一直想不通：“我们‘保小’里哪来的黄河啊？”赵红英非常感叹，爷爷在内蒙古有那么多人脉，却让两个姐姐在那儿呆了那么久，大姐在内蒙古兵团待了六年半，二姐待了七年。爷爷不吭声，我父母也不吭声。殊不知，这正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高风亮节。
向刘骝老人在《父亲坎坷的一生》中写道：“我记得1949年4月23日晚上，父亲得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成功，南京解放了。虽然已是深夜，但父亲要印刷厂迅速赶印了号外，决定尽快将消息传递出去。送达的任务自然又落到我身上。” 那时的长沙晚上都实行宵禁，14岁的向刘骝把信息缝在裙子里面，带着11岁的弟弟向刘骅骗过两道关卡的哨兵，将信息传到了地下党员手中。“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凌晨几点，反正我们沿着铁路线一路走到天亮，两脚全是血泡。”
含饴弄孙 天伦之乐 （摄于厦门大学凌峰楼小区）
90年代末 赵民（摄于厦门大学鲁迅广场）
90年代末 向刘骏（摄于厦门大学）
背影：渐行渐远……（摄于厦门大学鲁迅广场）
熠熠生辉的教育家精神
赵红英认为：“关于父母亲的回忆，解放前的很多事情，都是在他们身后听叔叔阿姨说的，在人大时期由两个姐姐叙述，在新大、厦大时期，则我叙述多一点。但是，关于父母亲更多的事情，则是他们的同事和学生叙述的，尤其是逻辑界方面的，是由潘老师这样长期与他们接触和探讨的至亲学子叙述的。”
陈振明教授曾深情回忆起当年跟随导师学习的情景。他说，赵老师是“红小鬼”出身，上个世纪50年代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逻辑学教研室任教，是国内逻辑学的前辈。他人生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注重学生的学术基础训练，特别强调读原著。他专门为我们开了一门黑格尔的《逻辑学》原著课，还请来黑格尔逻辑学研究专家姜丕之先生给学生开专题讲座。赵老师宽厚仁慈、做人低调、淡泊名利、爱生如子、甘做人梯，在系里和学校有着“好人赵民”的美誉。赵老师言传身教，他的人格魅力、处事风格与治学方法对我们这些学子产生深远的影响。
陈嘉明教授回忆，赵民老师在教学上的风格有如其为人，显得沉稳。他在给1977级政治理论班讲授“反杜林论”时，事先准备好详细的讲义，授课时按着讲稿缓缓讲来，方便同学记笔记。因此有同学评价赵老师的课讲得最好。当我把这一评价反馈给赵老师时，他却谦虚地说，我讲课不够生动。后来厦大哲学系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肖前教授前来讲学，他的授课方式亦是如此，使我联想到是否那是当时人大老一辈教师讲课的风格。
朱士群教授清晰地记得：黑格尔《小逻辑》是赵老师给我们开的重头课。我对黑格尔论述有关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环节，始终不得甚解。赵老师解释黑格尔的这些论述，以历时态的方式很难讲清，可能需要一种共时态的模型才能深刻展示，这对我很有启发。就我所学所见，迄今只有赵老师正面讲述、回应过我读书中的这个困惑。后来，赵老师指导我选择分析与综合写作硕士论文。
张小金教授在读研究生以及留校任教期间，一直得到赵老师夫妇的关心与帮助。他在当年纪念赵民老师的文章中写道：“赵民不平凡的地方，就是他青少年时代的同学和熟人中，有很多人后来有很显赫的地位。但他从来不炫耀也不利用这些关系。这在今天这个‘关系时代’，实在是不简单的事情。赵民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却始终保持正直和与人为善的品格，他的夫人和三个女儿，个个善良，她们过着平民生活，也有着平和的平民心态，这一家都是好人。”
朱耀垠教授1984年考入厦门大学，师从赵民老师。他撰文纪念恩师：“在逻辑学界，赵老师和向老师的资历很老、威望很高。1984年寒假，我父亲不幸辞世。赵老师听说后，赶紧给我汇来50元，其时，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月薪只有五十几元啊。赵老师教育我和同学们，做学问要沉得住气，不能急躁。赵老师特别强调读哲学原著，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他认为厦门大学地理位置较偏，当时的学术信息不够畅通，难以赶时髦；二是他认为读原著是基本功，不仅是学问精进的基础，也能帮助人们领悟人生的真谛，让人终身受益。他带领门下的研究生研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和《逻辑学》，非常推崇黑格尔富有哲理的名言，如‘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同一格言，从年轻人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事物就天然具有合理性’，等等，这些充满辩证法的名言至今让我受益匪浅。”
赵老师、向老师的亲友、学生以不同的身份，从不同的视角，对赵老师、向老师的认识、理解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识，就是在两位老师的身上闪烁着“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光芒。
赵老师曾经神情凝重地对赵时英说，“做老师是一件很苦的事，就像蜡烛燃烧自己。”这是赵老师的肺腑之言。千千万万普通教师就像一簇簇蜡烛，燃烧自己，给人们予丰富的知识；更像一座座灯塔，给人们予做人的道理，指明前进的方向。赵民老师、向刘骏老师并没有光辉头衔，他们与中国大部分教师一样，是普通的人民教师。可是，教育家头衔不仅仅属于聚光灯下的大师，也属于每一位在教师岗位上辛勤付出的“无名者”。两位老师虽然只有副教授头衔，却为重点大学输送了一批成就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可造之材。“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导致他们的光芒往往隐没于洪流之中，不容易被看到，正因如此，他们的“平凡故事”代表了大多数教师的经历。中国有非常庞大的教师群体，举世闻名的教育家毕竟是少数，“平凡的大多数”才更能展现真实的情况，才更能体现“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这就是我写这篇缅怀文章的初衷。最深的缅怀是弘扬，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殷切希望教师队伍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教师，让“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赓续传承、发扬光大。
文丨潘世墨
编辑丨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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