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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梦碎1949
来源:中国周刊  2011年10月27日14:53
太平轮:梦碎1949求生路
1949年,太平轮在报纸上的船讯。资料图片
太平轮:梦碎1949求生路
2010年,两岸合祭太平轮活动在舟山外海举行。生还者叶伦明和侄女远眺白节山。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一艘叫做太平轮的客船从上海黄埔港起航,目的地是台湾的基隆港。三天后,就是农历春节了。

  当晚子夜,驶到舟山群岛附近的太平轮,突然与满载煤块的建元轮迎面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近千名乘客遇难,获救者仅有36名。

  这最后一班沉没的太平轮被称为“东方泰坦尼克”。从1948年7月开始,在之前的35次航行中,大约有3万人乘坐太平轮,航向台湾。

  3万人的背后,是一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史书上用冷峻的笔触写到:“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二百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

  他们听说,台湾四季如春,物产丰隆,于是许多人变卖家产、携带家眷,挤上这艘船,寻找太平岁月。

  “可真正的太平远未到来,他们航向台湾的旅途就戛然而止,即便到了,也发现这并非是之前想象的太平岁月。”62年后,台湾资深媒体工作者、联合报两届文学奖得主张典婉,带着简体版《太平轮一九四九》来到上海——3万人航向台湾的起点,讲述围绕太平轮而起的生离死别。

  两年前,这本书在台湾首发,至今已经加印20次。有人称这本书“抚平了一代人的伤痛”,而在最初,张典婉只想记述童年餐桌上母亲口中“幸好没有坐的那班船”。

  皮箱里的旧梦

  在张典婉的童年记忆里,自家的早餐与邻居家截然不同。在台湾苗栗的新竹乡下,母亲司马秀媛为她摆上刀叉和西餐专用的盘子,盘子里是煎鸡蛋、白土司和柚子酱。煮好的咖啡没有滤纸过滤,母亲就用白纱布替代。

  母亲总爱一边摆弄刀叉,一边不厌其烦地重复,“这可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絮叨一会儿,以一句“幸好我没坐那班船”结束。

  当时的张典婉难以理解:“我不知道‘太平轮’对于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

  1948年底,太平轮沉没之前一个月,司马秀媛——一个上海糖商的千金小姐,拎着一个箱子,抱着两条狗,上了太平轮,来到台湾。

  2000年,司马秀媛去世。整理遗物的时候,张典婉在一个母亲从未给她看过的箱子里,看到了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张上海身份证,看到了淮海路,老家陶湘路一号,许许多多老朋友的联系方式,一串串的号码,“只是再也打不通了”。

  抱着皮箱,张典婉跪在地上,嚎啕大哭一场。

  那一刻,她说自己才完全懂得:“母亲在她30多岁的时候到了台湾,1949年之前的繁华旧梦,戛然而止,这是一份无法弥补的情感断裂。她所要纪念的,是那么浓厚的乡愁,是一个时代的旧梦。”

  多年之后,两岸关系缓和,台湾同胞可以回到大陆探亲,张典婉曾经不止一次让母亲回来看看,司马秀媛总是摆一摆手,轻声说,不用了。

  “她不希望她的旧梦破灭。”张典婉说。

  她决定记录母亲和母亲那一代的旧梦与流离,而这其中,都有一艘沉没的太平轮。

  最初,张典婉只能从书籍和少数人的讲述中得到零星线索。2004年,张典婉参与筹拍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她开始往返于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尽力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还到图书馆、档案室查询相关的资料。

  一直以来,围绕太平轮有很多说法,甚至有人将其称为“间谍船”。这让张典婉心痛:“根据档案资料,上海档案馆的审判记录,台湾的资料,太平轮就是一艘逃难船,上面是一群无力抗拒历史的流亡者。”

  2005年,名为《寻找太平轮》的纪录片播出。可是,张典婉感到遗憾——她甚至没有找到一个幸存者。

  不过,拍完纪录片,张典婉发现太平轮之于那个年代的象征与印记,超出她之前的判断和想象:“太平轮承载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命运,而非一船人的命运。”

  1949年,在两百万人的流离中,沉没的太平轮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在上海,在广州,在舟山,在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类似太平轮的故事在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一个朋友对张典婉说,1949年,“还没有油条高”的自己,被母亲揣着上了开往台湾的船。船刚离开海南岛港口,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整个港口被炸飞了,那一声爆炸永远留在了自己的脑海中。

  “成千上万的家庭就在不同的港口,上演着同样的生离死别,在历史的转折时刻,一个告别就是一辈子。”张典婉无限唏嘘。

  慢慢说,慢慢说

  一开始,朋友知道张典婉要写“太平轮一九四九”,每个人都找到她,急切诉说自己的“一九四九”。这其中,有嫁给台湾老兵的大陆新娘,有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遗腹子。

  慢慢地,张典婉懂了:“我的外省人朋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1949年的故事,是巧合,更是命运。”

  出生于一八九七年的常子春,被太平轮夺去了妻子、胞弟、徒弟和七个子女,也被夺走了全部家产。五十四岁的常子春一下子一无所有。

  张典婉从热心人那里取得了常子春再婚的妻儿在美国的联系方式。2005年春天,张典婉与其妻子约好到洛杉矶采访,可是出发前一天,常妻电话通知她取消见面,理由是儿女不让她开口。张典婉觉得惋惜,再打电话沟通,对方再也没有接过她的电话。

  张典婉说她理解那些拒绝、冰冷的摔门声,甚至是勃然大怒:“多么大一个人生灾难,我已经忍受了60年,你再把它掀开来,往伤口上撒盐。”

  一位90多岁的杨老先生,妻子在太平轮上遇难。新娶的妻子总会在前妻去世的那一天,做上一碗热汤面,以此纪念。张典婉找到他,可是他的儿子强烈反对父亲接受访问。杨老先生都是趁着儿子上班后,偷偷跑来与张典婉见面。

  他对张典婉说:“不是每一代人都能体会我们当初到台湾安身立命的心情。”后来,《太平轮一九四九》新书发布,杨老先生一个人搭计程车来现场道贺。

  她去采访《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之子邓平。1948年12月4日,邓平与母亲、弟弟坐太平轮先到台湾,等候父亲过年。可是同坐太平轮来台的父亲却永远地留在了海上。

  采访时,邓平的妻子刚刚做完手术。张典婉对邓太太抱歉地说,借用邓平先生一段时间。对方微笑着答应。

  “我们都活过来了。”邓平告诉张典婉,“那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有谁能够幸免?后来,也会庆幸地想,我们一家人没有在那一艘沉没的太平轮上。”

  在《太平轮一九四九》中,张典婉写就的最后一个篇章是《她活下来了,那年十六》,写的是年轻的生还者王兆兰。

  2010年1月27日,太平轮纪念协会成立。这天早上,一位长者低压的嗓音,从电话那端传来。张典婉根据自己多年寻访太平轮生还者的经验,判断很有可能是受难者家属,或者是来托付寻亲的。“请问您是哪位?”停了很久,很久,电话那头传来:“我是——生还者。”

  王兆兰向她回忆太平轮出事时的场景:相撞后,太平轮逐渐倾斜,黑夜里海面上丸子一般人头攒动。她用力牵起弟弟和妹妹的手,心里不断念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母亲对她大喊,“带好弟弟妹妹呀!”一个海浪过来,妈妈再也看不见了。

  张典婉几乎没有办法把采访做完。“一个78岁的老太太在你面前哭,讲她16岁时海上黑暗的一个夜晚。很残忍,我不知道是我残忍,还是历史残忍,我无法控制自己,只有陪着她一起哭。”

  让张典婉记忆深刻的是,王兆兰的丈夫一直陪在她的身边,轻轻地拍着妻子的背,温柔地说,慢慢说,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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