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浪潮下的传媒教育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年01月14日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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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传媒专业的学生,很少有人没听过他的名字——胡正荣,今年43岁的他比想象中年轻得多。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的胡正荣,既是一位成功的大学管理者,又在新闻传播学界取得了出色的学术成就。从联系采访到当面交谈,他一直表现出对传媒圈里人特有的理解和配合。

  他思维活跃,气质独特,兼具学者的涵养与传媒人的睿智。谈到如何平衡做管理者和做学者之间的关系,胡正荣说,我骨子里是一个学者,我更愿意做学问、带学生,云游世界,但是既然把我放到大学管理者这个位子上,我就要努力把对世界、对传媒、对教育的看法转化成为一种现实。

  走“小综合”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和国内许多有着百余年历史的高校相比,中国传媒大学显得很“年轻”。“年轻”对一所大学来说,既意味着富有活力和创新的可能,也意味着在历史积淀上很难与百年老校比肩。中国传媒大学在发展中是如何扬长避短的?

  胡正荣:今年刚好是学校建校55周年,中国传媒大学是一所历史相对较短、专业特色鲜明的高校,跟普通综合性大学有所不同。正因为这种差异,恰恰也可以看到学校的优势所在。一方面,我们的优势在于年轻、包袱少,这个“包袱”不光是指学术思想的守旧,还包括大学管理上的很多痼疾。另一方面,传媒行业是快速发展的朝阳性行业,我们的优势恰恰在于本学科的积累优势和所面对行业的崭新的发展趋向。这就使得在学校建设和学校特点的捕捉上,必须要“求新”。我们现在探索的道路,就是一条“以创新为主导、以积淀为方向”的扬长避短的道路。中国传媒大学的积淀比百年老校要弱,在传媒专业以外的其他学科积累上更弱,这是我们客观面对的事实,但是在传媒领域,我们可以说是在全国积累最深厚的学校之一。抓住自己的学科特色、行业特色,把这两点做足,学校的“长”就发挥出来了。至于历史积淀上的“短”,则要通过引进人才、加大研究力度等措施来弥补。

  记者: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传媒大学在培育优势学科及其他学科上下了很大工夫。

  胡正荣:是的。我们对优势学科和基础学科采取的是不同策略。

  1981年以前,北京广播学院只有三个系:新闻系、无线电系、外语系,这三个系构成了那时整个广播学院的学科支撑,也是学校三大优势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北京广播学院曾是全国语种最多的高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学科有不同程度的壮大。到目前为止,中国传媒大学有国家重点学科两个——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传播学,以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通信与信息系统等四个北京市重点学科。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到,我们的优势基本上集中在新闻、传播、广播电视艺术学这几个学科。在优势学科的定位上,我们绝对鼓励的口号是“国际知名,国内领先”。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一个学校的学科门类不能太单一,光靠新闻传播、广播电视艺术、工程技术、语言是不行的。目前,中国传媒大学还有文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理学院等等。像文、理、政治与法律这些学科都是90年代以后,随着学校学科的生长在扩大。发展到今天,几个重要的学科门类都有涉足。

  中国传媒大学的基础学科跟北大、清华比,显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我们给这些基础学科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先入主流,再创一流”。所谓“入主流”,就是先让这些学科专业被别人知晓,在此基础上再去“创一流”;而要想“创一流”,就必须以特色取胜。比如法律,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传媒法、知识产权法,和其他文化产业的法律,紧密依托三大优势学科;比如经济学,可以紧紧围绕文化产业、文化经济、传媒经济去做,这个学科才能做起来。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才不过20年,基础学科要发展得更好还需要更多时间。

  记者:现在国内很多大学都在朝综合性、研究型的方向发展,这是否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发展方向?

  胡正荣:是。但是我们的思路跟一般的“综合”不一样,我们不做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综合”,而是走“小综合”的道路,即传媒领域的综合。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成为传媒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型高校。

  现如今,全国各地有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院校已经达到800多家,整个学校做传媒的还有浙江传媒学院等几家,他们的定位是教学型。既然我们有55年的积累,那么在中国传媒类高校里面一定要做到顶尖,而顶尖则是由研究来带动的。从9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在研究方面加大了力度,加强学科建设,博士点增至14个,另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现在本科生不再扩招,研究生数量在增加,已经占到全校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有些学院的研究生人数已经超过本科生。我们不可能做“大综合”,但只要是传媒领域所需要的一些基础学科,我们都会大力发展,像文学、艺术、数理、语言、政治法律、经济管理等。除了优势学科以外,上述的这些学科也在不断拓展。

  既能“上天”又得“入地”

  记者:对于传媒行业来说,新的媒体形式层出不穷,在这样的形势下,是否有相对应的理论创新?

  胡正荣: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去年9月份,我随团去美国访问,走访了9所大学、3家电视台,大家共同的感触是,所有的媒体、高校在和我们交流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Media Convergence(媒介融合)。这样的浪潮来得太急了,新媒体、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普及速度超乎人的想象。大家都在谈Media Convergence,但是并没有应对的思路和措施。我们走访了密苏里新闻学院等几所非常知名的新闻学院。他们的应对措施也只是多开一些这方面的课,比如媒介融合、网页设计、新媒体内容的采制,多是面向业务层面的内容,不见基础理论的改造。对于媒体来说也是这样,大家的想法都很模糊,做电视的考虑把内容改编成网络版或者手机版,任务就算完成了。媒体和高校基本上都是在懵懂之中做一些经验性的尝试。我参观了比利时国家广播公司和丹麦国家广播公司以后,发现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融合,公司已经不再按媒体分为广播部、电视部、互联网部和手机部,而是按生产流程分为内容生产部、内容编辑部、营销部三大部门。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搞教育的就要反思。这次教学计划修订的时候,我们就对学校文科类、艺术类学院的课程体系作了适当调整,除了采写编评,还加入了生产流程的课程。这些课程内容的更新、教学方式的更新需要把原先的讲义和案例推翻,老师们将会面临很大压力。老师们习惯讲传统的电视、广播案例,对于新媒体没有经验。比如,像“开心网”偷菜这些新事物,我只是耳闻,也没有亲自去体验过。所以,我们要求年轻的一代教师必须是新媒体时代的人,他们的讲课内容要以新媒体内容为基础。

  记者:在课程设置上有哪些变化?

  胡正荣:我们的教学组织和课程设置有很大难度,原因是它的变化太快了。文史哲越经典越好,传媒领域恰恰是越新越好。如何去捕捉最新的东西可能远比守着传统的东西更有价值。我们这种专业院校,在发展自己的路径过程中始终是非常困难的。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美国走得最远的是密苏里新闻学院,他们开设了一个专业叫媒介融合,但实际上,其课程也是从基本的采写编评讲起,顶多加入一点新媒体的采编。

  我自己在反思这个问题,我认为传媒学科的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在面对新媒体冲击的时候,有两点是必须要捕捉的——既能“上天”,又得“入地”。所谓“上天”,就是在课程体系、思维方式训练、价值观念判断的训练上,要给学生最新的东西。新的媒体、新的样式层出不穷,那么课程体系也要随时更新,保证把最新的内容融入进去——不光是融入业务,还要融入新媒体时代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标准,在Multimedia(多媒体)时代,看问题要多样化、多角度。“入地”是指无论媒体形式多么千差万别,基础训练仍然是根本。对于一个受过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学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的基础才是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后劲。这些基础学科能够训练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方面训练要加大。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中国传媒大学所有文科学生必须修满一定的社会科学学分,其实一些高校很早就开始这样做了。实际上,不光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所有的大学生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知识更新的速度太快了,仅仅依靠高等学院给予的专业知识,很容易落伍。

  美国高校和我们走的路不一样,很多美国大学在学校章程里就写到,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Read,Write and Think(阅读、写作和思考)的人。他们倡导博雅教育(Liberal Arts),这种思路值得我们借鉴。Think Independently(独立性思考)和Think Critically(批判性思考),教会这两样东西,才是大学的职责。

  记者:有没有设立一些新的学科来适应传媒业的新变化?

  胡正荣:有。在传统优势学科和传统基础学科发展同时,2007年起,我们把两个学科作为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一个是新媒体,一个是文化产业。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两个新的机构——新媒体研究院和文化产业研究院,当年便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两个研究院不是相对封闭独立的系统,所有学院都会参与。从今年起,开始招收这个领域的本科生。

  这其实是效仿了国外的做法,国外很多新学科的成长都是从培养博士开始的,先培养几个精英,然后自上而下带动一些课程。我们今年新办的本科专业由这两个研究院依托学院联合开办,比如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就让文化产业研究院和媒体管理学院两家联合去办,两边各出几个老师,共同把课程做起来;新媒体方面,我们主要分成新媒体技术、新媒体内容和新媒体经营三大块,技术放在工学院,内容放在广告学院或者新闻与传播学院,经营则放在媒体管理学院。专业有专攻,不能遍地开花。

  传媒教育准入门槛太低

  记者:一般来说,广播电视更重实务。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上,中国传媒大学怎样平衡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胡正荣:新闻传播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更多地是实践性为导向,与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基础学科有很大差别。因此学校历来十分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特别是对于本科生来说,培养出来只会夸夸其谈而不会上手,是没有用的。学生的动手能力很强是中国传媒大学一个大的优势,我们要培养的是“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重实践”的人才,从中传走出去的学生业界也非常认可。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理论环节不够重视。实际上,广播学、电视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学等学科,乃至中国广播电视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是由这所学校完成的。在理论方面,只能说整个学科或者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这与中国广电事业的发展有关。学科的大发展是与三十年来中国媒介大发展相匹配的,因为发展时间尚短,所以整个传媒学科的体系建设还不尽完善,缺乏深度、力度。

  中国传媒大学的特点是强调实践,但实际上,我们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放松。从90年代中期以后,学生课程的设置中,理论课、实践课、政治课各占三分之一。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理论建构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明显感觉到学生毕业以后上手非常快,但持续的后劲不足。所以,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对课程结构、课程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现在仍在进行中。2009级的本科新生将面对全新的教学计划,在09版教学计划中,学校做了很大的调整:一是加大理论分量,二是加大新媒体内容。

  记者:传媒业要求从业人员具备起码的业务素质,然而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下,媒体需求与高校教育往往脱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胡正荣:现在不仅是二、三流大学,连一流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都成了问题。在今年就业率不太好的情况下,传媒大学的平均就业率都在百分之八九十,最好的几个专业都是百分百就业。总体来说,全校本科生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留在北京,其中选择媒体就业的比率比较高。但是人大、复旦、中国传媒大学这样一些院校都在面临一个问题——在主流媒体的就业率都在下滑,原因一是很多新闻机构不需要人了,很多还在裁人,二是他们更愿意从地方媒体挖人,而不要没有经验的应届生。就业和教育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高等学校应当考虑就业市场,又不能太考虑就业市场。如果一个高等院校的目标是培养出直接能找到工作的就业人员,那将无异于技校、培训中心,高校培养出来的应当是全素质的合格的现代人。

  记者:学生就业难,教育是源头。目前,在国内有很多高校设有传媒相关专业,但其中优秀者寥寥。您认为我国高等院校传媒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胡正荣:我个人认为,第一,现准入门槛的设置有问题。这就相当于一个产业的发展,总要有个基本的标准才能办。跟传媒类相关的专业都很热门,收费又高,所以各地院校都开始兴办,全国800多家院校有新闻类专业,这说明这个专业准入门槛非常低,而且缺乏一定的监督。新闻不像物理或者机械一样需要设备,甚至不像中文一样需要积累。在有些院校,一些电台、电视台淘汰下来的记者去当老师,甚至当教授,这个太可怕了。第二,由于迅速膨胀,现在师资队伍存在很大的问题,高水平师资的培养远远不够。全国设有博士点的高校只有9所,每年毕业的博士加起来也不过一、两百人。第三,现在传媒的教育理念、课程结构、课程体系都太陈旧了。绝大多数学校还在讲传统的新闻理论、传统的新闻采编。

  记者:您希望从中国传媒大学走出去的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胡正荣:首先,要有社会责任感。现在大学生的素质上不去,实则是缺乏基本的责任感。任何走入校门的大学生,尤其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的首要素质是社会责任感。但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的人,最后都是事业有成的。第二,要业务精,既然是专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不应该让人在业务上挑出毛病。第三,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要有国际化视野。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希望中国传媒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精专的专业能力、较好的基础能力储备和国际化的眼光。我们按照这个方向走了很多年,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现在媒体行业有很多精英是我们学校毕业的,我们为之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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