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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的海防思想(2)
来源:海洋世界  2012年06月09日16:23

  近代台湾海防思想的奠基人和海防实践的先行者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确立了首先霸占中国台湾,进而吞并朝鲜、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大陆政策”。1874年5月6日,日本以台湾牡丹社于1871年11月戕害琉球难民为借口,由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3000多名日军悍然入侵台湾。

  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廷极为震惊。同治帝发布上谕:“著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不久,同治帝再次发出上谕:“现在日本兵船,已赴台湾,且有登岸情势,亟应迅筹办法,使彼族无隙可乘。沈葆桢著授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重事权。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

  1874年6月14日,沈葆桢奉命自福州奔赴台湾。自此至1875年8月离台就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之职的一年多时间内,沈葆桢悉心筹划、深谋远虑,就台湾的防务和开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使其成为近代台湾海防思想的奠基人和海防实践的先行者。

  1874年6月14日,即沈葆桢离开福州赴台湾当天,他与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联名上奏《筹台湾防务大概情形折》,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他认为,日本“转藉他国积年旧案,以怨报德,越境称兵,此其意有所图,尚何待问。中西人人发指,非虚言也”。在此认识基础上,他提出了“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材”、“通消息”等台防策略。

  “联外交”。沈葆桢指出:“倭奴狡谲非常,其称兵也,西人斥其非,彼则以商诸中国,业经见许对;中国据理诘之,则互相推诿,闪烁其词。西人虽疑其奸,亦无从遽发其覆。臣等拟将递次洋船避风各案,摘要照会各国领事;其不候照覆,即举兵入境,并与生番开仗各情形,亦分次照会,请其公评曲直。日本举动,西人纤悉必知之。如其怵于公论,敛兵而退,上也;否亦展转时日,我得集备设防,其鬼域端倪,亦可随时据悉。”沈葆桢的主张是将日本侵台事件照会西方各国,通过国际舆论对日本施加外交压力,促使日本“敛兵而退”。即使不能达此目的,也有利于赢得“集备设防”的时间。

  “储利器”。即向外国购买铁甲船、水雷及各项军火器械,做好应敌准备。沈葆桢指出,尽管“日本迥非西洋之比”,但也“不可谓非劲敌”。“台湾与之邻壤,形胜扼要,物产富饶。彼既利欲熏心,未必甘为理屈。”日本之所以气焰嚣张,主要在于:“窥中国器械之未精,兼恃美国暗中之资助。其已抵台南各船,均非中国新船之敌。而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力之夺,则两号铁甲船,不容不购也。海疆守口之利,莫若水雷。中国虽能自制,而力量单薄,不足以破巨舰,则水雷不能不购也。陆路之利,莫如洋枪。……添募陆师,则各种洋枪,并其合膛之子,不能不多购也。水路之利,在轮船巨炮。船无煤炭,与无船同;炮无子药,与无炮同。则洋煤、洋火药、合膛之开花弹,以及火龙、火箭之类不能不多购也。……然备则或可不用,不备则必启戎心。乘军务末萌之时,尚可为牖户绸缪之计,迟则无及矣。”

  “储人材”。沈葆桢指出:“急需折冲樽俎之才。查有籍隶广东之前署台湾道黎兆棠,胆识兼伟,洞悉洋情,威惠在台,民怀吏畏。臣葆桢谨飞函赴粤,调之前来;兼以共事日久,深相倚仗之。吏部主事梁鸣谦等诸文士,随臣葆桢东渡,以期集思广益,勿失机宜。”

  “通消息”。在这一策略中,沈葆桢主要阐述了沟通福州、厦门、台湾三地联系的重要性。他指出:“台洋之险,甲诸海疆。从前文报恒累月不通,有轮船后,乃按月可达。然至飓风大作时,虽轮船亦为所阻。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即由福州陆路至厦门,由厦门水路至台湾。水路之费较多,陆路之费较省,合之不及造一轮船之资,瞬息可通,事至不虞仓卒矣。”

  沈葆桢一行抵达台湾后,在初步了解台湾敌我双方情况后立即上奏朝廷,提出了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策略——一方面通过 “理谕”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一方面通过 “设防”增强台湾的防务。

  所谓“理谕”,即通过外交途径与侵台日军将领进行谈判,通过“反复辩论”、“逐条穷诘”在国际公理上占据主动。根据“理谕”的策略,沈葆桢派人与日军首领西乡从道进行了三次会谈,并递交沈葆桢亲自撰写的公文。沈葆桢指出:第一,惩办高山人杀害琉球人一事,“乃中国分内应为之事,不当转烦他国劳师糜饷而来”;第二,日本“以船载兵,由不通商之琅峤登岸”,西方各国“群以为骇人听闻”;第三,日本“意不在复仇”,而在于占领和侵略台湾,并表明了“无论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与人”的坚定意志。沈葆桢撰写的公文充分反映了他维护中国主权的严正立场,指出牡丹社人杀害琉球人乃中国内政,理应由中国政府处理,日本人无权过问。他以强有力的逻辑揭穿了日本侵吞中国领土台湾的阴谋。经过三次会谈,中方表示“允约束番人,不再杀害外人”,日方答应“暂不添兵”。

  在通过外交途径对日本施加压力方面,沈葆桢对局势的认识十分清楚。日本在出兵台湾后,在外交上处于比较孤立的地位,其国内也面临着反对呼声不断高涨的困境。由于沈葆桢的坚定立场,日本也认识到此时并不具备武力征服并长期占据台湾的条件,因此也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当时,日本兵营中疾病流行,使其面临着沉重的压力。因此,当时日本“意欲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索赔、罢兵的结局。而清政府在加强战备的同时,也一贯寄望于外国能够出面交涉或调停。中日双方在息战求和思想的指导下,都愿意作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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