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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的海防思想
来源:海洋世界  2012年06月09日16:23

  沈葆桢(1820—1879),福建闽侯人,字幼丹,又字翰宇。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早年追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曾任赣南总兵、江西巡抚。1867年,在左宗棠的推荐下,任福建船政大臣。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时,任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带船舰前往台湾,部署防务。1875年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扩充南洋水师,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并派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

  沈葆桢对中国近代海防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他对福建船政和台湾海防的经营——在主持福州船政局以及海军学堂期间,造轮船10多艘并培养了一批航海人才;在办理台湾海防期间,对近代台湾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开发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沈葆桢不仅参与了中国近代的海防实践,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海防思想,在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甘为船政“死生以之”

  福州船政局是在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的倡议下于1866年开始兴建的。1867年,在左宗棠的推荐下,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主持福州船政局的工作,直至1875年被调任两江总督兼办总理通商事务大臣,督办南洋海防。对于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期间的历史功绩,有学者评价说:“作为第一任船政大臣,沈葆桢为创建中国近代海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中国封疆大吏中第一个真正进入近代化技术操作层面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人物。”他为船政事业的呕心沥血和矢志不渝也恰如他自己所撰写的两幅对联所言:

  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

  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此即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

  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

  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工业企业之一,也是当时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清廷内部围绕福州船政建设的矛盾斗争十分复杂,持反对立场者大有人在。接任左宗棠任闽浙总督的吴棠认为:“船政未必成,虽成又有何益。”沈葆桢对此据理力争,他指出:“自强之道断自宸衷,为臣子者均宜激发天良,以舒宵旰。臣官非言责分属部民,然船政系臣专责,死生以之。”他还坚定地说:“毁誉听之人,祸福听之天,竭尽愚诚,冀报高厚鸿慈于万一。”“船政万不能半途中止……兴事之初,尤不能不鼓舞人心,赴功策政。”“大局攸关,安忍顾虑瞻徇,以负朝廷委任!”沈葆桢的主张得到了清政府的肯定,吴棠于1867年被清政府调换,以免船政事业受到干扰。

  1871年,大学士宋晋上书抨击福州船政局耗费太多,声称“此项船政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主张福州船政局停止制造轮船,并将造好的船只租给商人,以免“船无可用之处,又靡费库款修葺”。对此,沈葆桢进行驳斥说:“夫以数年草创伊始之船,比诸百数十年孜孜汲汲精益求精之船,是诚不待较量可悬揣而断其不逮。”“造船事业不特不能即时裁减,即五年后亦无可停,所当与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永垂不朽者也。”

  当时,福州船政事业不仅受到了来自封建保守势力的阻挠,也受到了在福州船政局工作的外国人的干扰。沈葆桢对外国人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通过笼络利用洋人的技术,因为“轮船之举,事事出于创建未闻,必有笼络洋匠之心,乃能渐得其要领”;另一方面则对洋人力图控制福州船政事业的企图加以提防,沈葆桢认为:“若令盘踞其中,将事事掣肘,人心一懈,全局中乖。”1869年,法国总监工达世博在法国驻福州领事巴世栋的唆使下,在竣工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试航时,拒绝登船参加试航。针对他们的飞扬跋扈,沈葆桢义正词严地指出:“船政为中国工程,中国有大臣主之,若法国领事可以任意把持,则是法国船政,非中国船政也。监督有约束外国员匠之责,员匠不遵约束,监督理应检举,至撤与不撤,本大臣自有权衡,非监督所能专擅也。”在沈葆桢的坚持下,达世博被遣返回法国。

  沈葆桢排除了国内外的干扰和责难,坚持“权自我操”的原则。从同治六年(1867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福州船政局共制造万年青、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扬武、飞云、靖远、振威、济安等11艘军舰,永保、海镜、琛航、大雅4艘商轮,这些舰船有的留在福建,有的拨给奉天、直隶、山东、浙江、广东等省,其性能虽不十分先进,但已是使用机器的舰船,与旧式帆船截然不同,使晚清的海防装备和海防力量有了初步的发展。沈葆桢认为:“兵船为御侮之资,不容因惜费而过少耳。”他强调,“厂中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

  沈葆桢认为,中国的造船事业应立足于自力更生,走购买与自造相结合的道路。他在《闽厂轮船续行兴造片》中说:“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于己。”他还乐观地认为,中国的造船事业完全可以实现“由熟生巧,由旧悟新,即铁甲之法,亦可由此肇端”。尽管沈葆桢认为以后福州船政局也有建造铁甲船的希望,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国内一时尚不具备建造铁甲船的能力,因此必须先从国外购买铁甲船。在《覆议海洋水师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购买铁甲船的重要性:“原议称海上争衡,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诚确论也……铁甲船终不能不办也。”他在致李鸿章信函中说:“铁甲船非无可破之炮,然较之木壳铁皮者,难易迥殊。”他在致丁日昌信函中也说:“鄙意铁甲船固非无可破之物,然较之木船,必难破十倍。”

  沈葆桢在临终前口授的遗嘱中心存遗憾地说:“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办铁甲船一事……若节省浮费,专注铁甲船,未始不可集事。”由此可见,沈葆桢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海军的装备建设,已经到了“每饭不忘”的地步。但是,由于他独力难支,又过早去世,此事未能如愿,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但他为中国近代海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令人心生敬意。

  沈葆桢在担任福建船政大臣期间,十分重视船政人才的培养。他在船政局下设学堂,用以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驾驶专业人才,邓世昌、萨镇冰、程璧光、刘冠雄、蓝建枢等海军将领都是由福州船政局培养的杰出人才。沈葆桢认为,“船厂的根本在于学堂”,并建议“废无用之武科以励必需之算学,导之先路,十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他还在1873年上奏《船工已竣谨筹善后事宜疏》,拟派船政学堂学生“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推陈出新之理……赴英国深究其驾驶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1876年,已经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沈葆桢,和李鸿章一起奏请派福州船政局学生赴英法学习。1879年,也就是沈葆桢逝世的那年,他仍然奏请续派福州船政局学生赴英法学习。他指出:“计此后闽厂成船日多,管驾之选日亟,而厂中方讲求新式机器,监工亦在在需才,统计生徒分赴英、法者仅三十余人耳,所需之数何止数倍?非源头活水,窃虑无以应汲者之求。”“查闽局前、后学堂尚有续招各生,其中不乏颖异之才,于西学已窥见门径者。以之接续派往,就已成之绪,收深造之功,取多用宏,事至乃有以应之。……不知西学精益求精,原无止境,推步制造,用意日新,彼既得鱼忘筌,我尚刻舟求剑,守其一得,何异废于半途!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诚正修齐治平之功如是,即格致之功何莫不如是。”沈葆桢建议,“查照前届出洋章程,接续择才派赴英、法就学,俾人才燕蒸日盛,无俟借资外助,缓急有以自谋,大局幸甚”。

  在沈葆桢的坚持下,福州船政局先后派出留学生100多人,在英、法等国学习轮船制造技术和驾驶技术,造就了刘步蟾、林永升等较为杰出的海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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