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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驻巡抚 强化台湾行政领导力
来源:新华网  2012年06月06日18:15

  移驻巡抚,强化台湾行政领导力

  沈葆桢成功驱日之后,以一位政治家的远见,意识到要保证台湾永系中华国土,须改革台湾行政旧制。在沈葆桢构建台湾新的行政体系之前,清廷对台湾的行政设置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向清政府投降,清政府统一台湾。当时,对清廷来讲,收复台湾,仅意味着消灭了最后一个明朝残余势力,对台湾这个荒僻小岛并不了解,亦不是很重视。在召开台湾善后会议时,竟有人主张"迁其人而弃其地",仅施琅坚持台湾不可弃,上疏力争,最后康熙采纳了施琅的意见,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下诏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设官分治。

  第二个阶段,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彰化天地会会首林爽文,以"安民心、保家业"为号召,攻克了彰化,并在彰化建立了政权,打出了"大顺"旗号,立年号"顺天",在彰化称王称帝。凤山的天地会首领庄大田也起兵响应,共同攻下凤山,并合围台湾府城,清军大败……在此危急之时,为强化对台湾的统治,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廷做出决定:由闽浙总督、福建巡抚以及水师、陆路提督每年输值一人,至台巡查。

  第三个阶段,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廷命福州将军及闽浙总督每隔三年轮值赴台巡查一次。

  总之,在沈葆桢构建台湾新的行政体系之前,清政府治台政策是消极的,台湾隶属福建,只设一道一镇,分治民、兵,不相统摄,事权不一,于是形成吏治荒怠。这使得台湾开发之处仍只限前山(西部平原),后山(东部)广大山区依然是草莽之地,为番民所居。而已开发之前山(西部平原)地区亦多呈民番杂处、豪强称雄之现象。由于台湾的行政领导人长期不固定,强有力的行政中心无法形成,致使台湾地区积弊丛生。加上,台湾位居海道要冲,17世纪时已为国际间角逐之场所,清廷消极政策,更引起海外列强对台的觊觎。至19世纪,列强均思图在台湾获取通商口岸,以为远东商船之中途站。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已明定台湾开港通商,此后又与英、美等国于此数度发生纠纷,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军武装侵台,又是利用清廷消极的治台政策,以"台湾后山不隶中国版图,乃无主之地"为借口,悍然出兵。

  沈葆桢善后计划,第一个就是移巡抚驻台湾。"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吴元炳辑(清),沈葆桢撰,《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福建台湾奏折",第4页,"请移驻巡抚折",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他认为,要整顿台湾种种积弊,必须经常有大员督导。为此,台湾就必须总督、巡抚的长期驻留,而非短期赴台巡查。另外,他奏请朝廷移巡抚驻台湾,还因为台湾"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溃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吴元炳辑(清),沈葆桢撰,《沈文肃公政书》(卷五) "福建台湾奏折",第4页,"请移驻巡抚折"。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

  但是,他也知道若将台湾独立为一省,条件又不具备,而且台饷需闽省协助,闽省食米亦有赖台湾接济,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二;若派钦差大臣前来主持,当然事权甚重,可整顿台政,如钦差大臣驻台时间较短,则一时不易奏效;若逾时久驻,台湾地方文武官员复将有两姑为妇之难,在钦差大臣与督、抚之间,难以自处。细细分析之后,沈葆桢认为,福建巡抚与闽浙总督二者皆驻于福州城内,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是当时条件下最为合适的。因此,沈葆桢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岁末上奏朝廷,请求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专门负责台务。如此,则事权归一,政事不致稽延,台湾道、镇文武官员不敢不各修其职力,巡抚对台湾文武各员之考课、黜陟与任免亦不致受粉饰欺蒙,是非分明,易起振作之效。(《申报》大清光绪乙亥[元]六月七日,第1页,"闽抚移镇台湾论",《李文忠公选辑》,第二册,第121页,"复王补帆中丞"。)

  沈葆桢的提议,清廷虽颇有同感,但当时朝廷不少大臣却十分反对。清廷最后只好采取折衷办法,于光绪元年十月(1875年11月,依福建巡抚王凯泰所奏,闽抚每年冬春二季驻台,夏秋二季仍驻城福州。(《清德宗实录选辑》第一册,第17页,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九三种,台湾银行,台北,民国五十三年出版。)为后来台湾建省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