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复出靠“慈善"，官员复出靠“休假”。张仁良静安大火后复出，冀纯堂三鹿奶粉免职后高升，苏建国宜黄血拆后走马上任。官员频唱免职后复出大戏，追责雷声大、雨点小。 撤职只是“稍事休息”，问责只是“带薪静养”。官场不倒翁 复出100%。
那些成功复出的官员们
就在明星纷纷以做善事、筹善款、行善心的姿态复出之时，一位不大不小的官员张仁良终于在"带薪休假"一年多以后复出了，出任了中共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干了什么，公众不知道；大家还在疯狂的刷微博的时候，他就"暗度陈仓"，成功到新疆任职了。当2月6号，大家大家发现的时候，似乎再多的新闻和人肉已经无法撼动他了。一个如此失官员，很自然还会在官场上登堂入室了。【详细】
宜黄血拆，震惊了整个中国，他们不但不悔过，还高调宣称：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说得好像整个中国都是他们拆出来的。就是这个素质官员代表——宜黄县长苏建国也是在"带薪休假"一小段时间之后，安然无恙的复出了。东方网刊发了一条评论："宜黄官员复出不能让民意'自焚'"，民意的确自焚了，他也的确走马上任了。对于问题官员的复出，我们再一次严正期盼公众有知情权和监督权，明确要求问题官员复出要给正当理由。【详细】
也是在去年年末，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发现在三鹿奶粉中被免职的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以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公开亮相，而在该部门的网站上，他排名第二，而且已经复出多月。与他同时被免职的官员，其实大部分都已复出了，只是在政府网站上完全不显示了，这意味着他们都成了"隐官"吗？到底在遭遇社会重大危机应对不善之后，对官员的免职处罚还有没有实际的效力，到底一个官员行使权力出错后，他需不需要承担本该承担的责任。【详细】
在中国部级干部中，孟学农的两度退去，两度复出值得一提。2003年，因SARS事件，他在履职93天以后,被免去党内职务，之后他辞去北京市市长一职。5年后，他再次成为主政一方的第一把手，但是又在任职377天后，因山西襄汾尾矿溃坝事故造成254人死亡，35人受伤，被免去了党内职务，他也主动辞去了山西省省长一职，2010年他又出任了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一职。一个部级官员在两次重大事件中辞职也是值得肯定和玩味的。【详细】
一些官员能不明不白地复出，关键在于现有的问责制度太过低调，低调得让一些官员忽视其存在。因此，问责不但要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问责，还要在法律责任的指引下问责，即问责制应是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双重的制度安排。建议问责事件结束后，向社会大众公布对官员未来仕途的安排。【详细】
为何这些被问责的问题官员几乎能100%复出？其实，复出的问题官员已经是“蒙冤”了，如果没有复出作为保证，恐怕这些“有所担当”的官员要鸣冤了。学习时报社副编审邓聿文说：“一些问责官员本来就是代人受过，被问责时，是被允诺了一定回报的，这就包括未来复出和升迁，不让复出，就是政治失信，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 【详细】
对一些广受关注的问题官员复出，为什么复出、凭什么复出、走了哪些程序、到底何德何能，常常只有结论没有说明、只有问号没有回应，不向公众作出清楚交代与解释，直接以一纸文件宣布任命完事，就更加使人疑窦重生、浮想联翩。所以，不加大问责力度，不对接公众诉求，官员复出引发的民意波动，还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详细】
虽然官员问责、重新安排干部任职岗位属于组织内部的事，但一些关注度较高的公共事件当事人的“进退留转”，也有必要回应公众关切。如果无法做到向社会“事前通报”，也应做到面对公众猜想甚至质疑尽快解释，及时把问责官员在接受整改期间的所作所为如实的告诉公众：是否符合复出条件，复出程序是否合法，让大家明明白白。【详细】
几乎所有被问责的官员再度出山，其合法性都会遭到媒体和公众的拷问。但是官员问责应该像执法一样，必须公正量刑，不能过轻也不宜过重。只有遵循合理合法的问责程序，让问责力度与被问责者承担的责任相匹配，才能做到心服口服。毕竟，问责的终极目的不是将某个具体的人“开除官籍”，而是维护基本的行政伦理。【详细】
应尽快建立“问责官员复出评估机制”，制定相关的标准，对被问责干部的过错程度进行评估。根据该官员所承担责任的轻重，是否为主观犯错，又对公众造成了多大影响，对其未来的复出做出严格控制。“要确定复出的条件和程序。如果是主观犯错，又对公众造成了影响，就不允许他复出。”【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