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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富士康“跳楼门”
来源:东方早报  2010年05月27日10:16

  为何是富士康?为何是深圳富士康?为何是“85后”?为何是今年?

  早报记者 李克诚 陈良飞

  发自深圳、北京

  为什么是富士康而不是其他企业?为什么跳楼事件密集出现在今年?为什么是深圳而不是其他城市的富士康?……当深圳富士康因为“12连跳”的悲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这些绕不过去的问题成为媒体和公众探讨最多的话题。

  早报记者近日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原副所长、主任医师吕秋云和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博士。

  为何发生在富士康?

  东方早报:为什么一系列连续的自杀事件会发生在富士康,而不是其他企业?

  张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和富士康的企业文化有关。一个人心里有矛盾、有冲突、有困惑,就会有苦感、有痛感;自己解决不了,就会寻找社会支持系统的帮助(亲戚、朋友、家人、上司等),社会支持系统解决不了,人们才会寻找“专业救助”。

  富士康员工来自四面八方,在深圳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员工面对着许多陌生人,做着许多自己并不熟悉的事,心理压力以及对未来的困惑,“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员工千言万语都难以辞达,更何况富士康并没有为宣泄这种压力提供应有的渠道。

  由于富士康采取的是“半军事化管理”,企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长,没有时间交流,工作压力大,又是在流水线上从事简单、机械的重复劳动,使得很多人产生职业倦怠,这是很不愉快的一种心理感受。很多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会产生很大的心理问题。现有工作又不能带来一个光辉的未来,再加上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所以自己有了这些心理问题后,才会去自杀。

  作为企业来说,富士康过多考虑企业的利益,过少考虑员工的“心理需求”。面对压力想得最多的还是获取更大利润,没有打造一个适合员工成长的社会支持平台。

  有报道称,富士康同一宿舍的员工之间,都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企业文化”,就是导致员工自杀频频发生的因素之一。

  而社会因素固然是造成自杀的原因之一,但绝非唯一的原因。深圳富士康员工面对的这些社会问题,和深圳其他企业一样,为什么其他企业不自杀,而富士康的员工却自杀不断呢?这恰恰说明大环境是外因,小环境才是自杀的内因。

  为何频繁发生在今年?

  东方早报:为什么跳楼事件密集出现在2010年?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富士康员工普遍反映,开启“跳楼事件”闸门的,是2009年7月的富士康员工孙丹勇。

  张纯:孙丹勇跳楼事件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但在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该事件带来的影响,却不是孤立的。一个毕业于哈工大的高材生,以跳楼的形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媒体的传播加上公司内部的传闻,使得“孙丹勇事件”成了公司内部最大的“社会心理事件”。同样的压力、同样的委屈,甚至曾经的经历,形成了“后孙丹勇时期”的社会集体无意识。

  富士康没有从后来若干个“孙丹勇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意识到这种“社会集体无意识”,反而把一个个“孙丹勇事件”均看作孤立的事件,他们一度认为是企业“风水不好”,所以请五台山和尚做做法事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一度认为是企业“心理压力”,所以请几位心理专家做做团体辅导就可以解决问题。岂不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而起到了强化“暗示”的效果。

  吕秋云:今年,富士康为什么这么密集地发生自杀事件,这是要考虑的问题。一个是生产,生产今年发展得很快,是高度紧张的,加班很多。另外,富士康员工多是来自农村的80后、90后青年,他们有他们的特点。他们的耐受性可能都比较差一些,对生活质量要求又高一些,理想、信念和过去的群体比又不一样。

  (富士康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觉得,精神卫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社会当中,必然要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不重视的话,就要付出代价。分析(富士康)每一个案例,大多数都有心理问题,要么就是精神病的状态了,有的是抑郁症,还有的受到了一些挫折。

  为何集中在“85后”?

  东方早报:今年这些自杀者的年龄几乎都在19岁~24岁。为何自杀者集中在这个人群——“85后”?

  张纯:富士康员工自杀有三个特点:一是年龄跨度小;二是入职时间短;三是选择相同方式——跳楼来解决问题。这说明,社会支持系统,在富士康自杀问题上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面对相同的企业文化、相同的工作条件、相近的工资标准,为什么老员工自杀率远远小于新员工呢?答案只有一个:老员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而新员工入职时间不长,这些人在富士康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或者是感情的纽带,或者是友情的纽带,或者是老乡的纽带,一旦情绪失控,自杀就发生了。

  当然,个人因素也不能忽视。由于这一代人大多为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没有学会竞争、妥协、包容、宽厚的交往技能。相对于上一代来说,物质上的丰裕和精神上的贫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有独生子女,有“穷二代”, 自己的社会期望值很高,但社会评价很低,心理抗击打能力很差,情绪落差比较大,又非常悲观、失望,加上竞争激烈,最终就会在这种难以承受的压力下崩溃。

  为何一定要选择自杀?

  东方早报:我们注意到在自杀者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他们为什么不选择离职或者其他的方式,而选择极端的形式呢?

  张纯:这个有好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和富士康的半军事化管理有关。

  入职之后,员工会进行企业归属感方面的训练,“我是企业一分子,就要为企业添砖加瓦”。实际上,这种机械的训练,使得很多人的意识通道变得很窄,满脑子都是工作,满脑子都是企业,举目所及的地方都是富士康的员工,这会产生一种“类斯德哥尔摩现象”,使得很多人被迫接受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他会认为)对企业忠诚,你就留下来;对企业不忠诚,你就去死。这时,死就成了一种“正确的”选择。

  大学毕业之后,天之骄子突然之间沦落为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他的价值感体现不出来。人被异化了,不是在控制机器,而是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这使得很多人没有价值感,没有归属感。这也是员工自杀的一个原因。

  东方早报:为什么发生跳楼事件密集出现的地方是深圳,是深圳的富士康,而不是烟台的富士康、武汉的富士康?

  张纯: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社会转型程度和东西方文化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日本二战后,一直维持着很高的自杀率,其原因就是美国管制期间推行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和东方文化价值观之间有冲突。有人说“深圳是最最没有人情味的地方”,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结果。按照东方人的标准,西方文化就是六亲不认的“冷酷文化”。

  东方早报:从历史上来看,是不是一个社会的转型期,或者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加速期时,会遭遇到所谓“自杀潮”?

  张纯:是的,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杀率全球第一,也说明了这个情况。中国社会变革的速度太快了,我们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只用了短短几十年,而欧美用了几百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现在也走了100多年。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加速期时,确实会面临许多的问题,社会矛盾交集、贫困差距加大、城乡二元体制对人的桎梏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整等等,都是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维特效应

  “X连跳”只是表面的“维特效应”

  东方早报:郭台铭昨天表示,担心媒体连续报道跳楼事件会产生“维特效应”,给年轻人不良示范。您如何看待这一效应?

  张纯:自杀确实有可能传染,这在心理学上叫做“维特效应”。200年前,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了,小说的发表在当时造成了极大轰动,也在欧洲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

  当拥有相同的工作环境、相似的人生经历的人遇到了大体相同的矛盾和困惑的时候,会采取同样的自杀手段来解决问题。富士康短短几个月有11个职工连续采取同一种手段——“跳楼”来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就是典型的“维特效应”。

  东方早报:那么这一效应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张纯:人面对自杀都会有许多的困惑,自杀成功者的示范效应,可以减缓更多人的自杀焦虑,为许多想自杀的人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这里面贯穿着一个社会认同原理,内心痛苦的人看到其他内心痛苦的人采取了自杀的形式,他也就认同了这种消除痛苦的手段。

  有统计资料显示,一个人的自杀会影响到周围的60个人,所以面对轰动性的自杀事件,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非常重要。 一般而言,就自杀的细节不应该进行过于详细的描述,并应设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解决问题的意见。

  富士康自杀事件表面看上去是“维特效应”,但富士康本身是有责任的——它没有一套生命保障的机制。当员工有自杀征兆的时候,它没有抓住这些征兆,把自杀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