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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偿债规模与整体债务占比不完全对等

A-A+2014年4月15日11:45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评论

  土地偿债规模与整体债务占比不完全对等

  广东总量多占比小,海南总量少占比大

  从绝对值来看,23个省份中,北京、浙江、上海三地需要依靠土地收入来偿债的债务规模排在前三名,分别是3601.27亿元、2739.44亿元、2222.65亿元;土地偿债规模最小的是吉林、山西、甘肃,分别是586.16亿元、268.94亿元、206.54亿元。

  《报告》显示,土地偿债规模与土地偿债在整体债务中的占比这两项数据呈现比较紧密的关联性:土地偿债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省份,土地偿债在整体债务中的占比也较大。因为容易卖地、卖高价地,才能保证土地偿债规模,也对土地更加依赖。浙江、上海、四川、辽宁、湖北、重庆、山东,他们的土地偿债规模分列第2~9位,其土地偿债在整体债务中的占比则分别位列第1、8、10、11、9、5、13位。北京的土地偿债规模排名第一,其占整体债务的比例在50%~60%,排名也靠前。

  但广东例外。广东的土地偿债规模较大,位列第7,但是土地偿债在整个债务占比中排名第17位。据了解,广东经济总量长期位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发达,尤其是实体经济发达,有效地缓解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饥渴。

  反之,土地偿债规模在1000亿元以下的省份,其土地偿债在整个债务中占比大多排在后面。但也有例外。

  海南尽管土地偿债规模小,只有500多亿元,但是土地偿债在整个债务占比中却排名第4。近年来,海南房地产市场十分火爆,尤其是在国际旅游岛概念的推动下,海南岛社会经济发展对房地产业倚重程度较高,这种局面也在海南的土地债务表上体现了出来。

  广西土地偿债规模只有700多亿元,位居16位,但土地偿债比例高达38.09%,排名第12位。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方面,广西整个的地方债务规模较小,截至2012年底,全自治区(不含乡镇)只有1900多亿元,在所有的省区市中排名靠后,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广西地方债结构中,地方债增长的主力在市本级政府,而广西债务支出中,土地收储支出较大,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储的投入大,对土地收入也会格外依赖,因为土地财政作为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受益方即是市本级和县本级政府。

  这直接表明,越是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必然会加大土地的推地规模,乃至不断推出高价土地。而早在2010年,广西南宁的一个地王楼面价格就突破了1万元/平方米。

  报告外6省份对土地依赖度如何?

  部分地区违规采用BT(建设—移交)模式

  除了这23个省份列出的情况外,河南、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云南这6个省份,以及23个省份未统计的部分省级、市级和县级政府,是否就不存在土地偿债的问题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访发现,去年以来,河南、贵州、云南等地,卖地的情况也非常活跃。河南郑州一地就曾出现好几宗地王级地块;而在河南南阳、信阳,以及云南昆明等地,去年以来都出现过征地风波。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6个省份的审计报告中发现,这些地方与土地相关的地方债已经以改头换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贵州省审计发现,部分地方违规通过BT(建设—移交)模式,向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借款等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400.64亿元,如修文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用预期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分别与4家公司签订BT模式投资合作12.02亿元框架协议。河南、云南、内蒙古等地,实际也大量存在着用土地收入“变相”偿还地方债的情形。

  从全国范围来看,据国家审计署公布,截至2012年底,11个省级、316个市级、1396个县级政府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34865.24 亿元,占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93642.66 亿元的37.23%。

  国家审计署的这一调查是基于全国391个市(地、州、盟、区)、2778个县(市、区、旗)进行的,据此,在被审计调查的市级政府中,承诺以土地收入来偿债的占比高达81%,县级政府也超过50%。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地方债、土地偿,这是当前土地财政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即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一是还债渠道过于狭窄,对于部分产业经济发展不顺畅、地方财政收入机制不健全的地方;二是目前土地收入较易获得,由于地方政府是地方土地的唯一供给者,因此在获取土地出让金方面并非难事;三是目前对于地方债的运作仍未成熟,地方政府容易钻制度的漏洞,从而可以实现以土地收入作为偿还担保的目的。

  严跃进进一步指出,地方依靠土地来偿债的比例都不低,这必然将使得全国卖地、乃至地王频出的局面短期内不可遏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一大半市、县级政府的债务要靠土地财政来偿还,充分表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普遍性,而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当前房价泡沫越吹越大,但地方政府并没有刺破泡沫的决心,结果房价越调越高。

  事实证明,近年来,绑架在土地上的诉求越来越多,市政建设资金、农田水利、保障房等都要土地财政的支撑。负责某市地铁建设融资的企业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地铁的建设资金中,就有大量投入直接或间接来自卖地收入。

  严跃进表示,这就必然造成一种结果,即一方面高价卖地,另一方面低价收地,由此才能满足地方财政对资金的需求,但也最终造成了高房价和征地纠纷,还有违规卖地等情况。

  3月12日,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公布2013年国家土地督察工作情况,督察发现,地方一些市、县政府主导的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当前土地管理面临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2013年例行督察共发现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和管理方面存在2.38万个问题,涉及土地面积20.12万公顷,主要包括违规占用基本农田、违法违规办理土地审批手续、征地补偿安置政策落实不到位、侵害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违规出让土地、违规利用土地抵押融资融债等六大问题。

  曹建海表示,通过土地赚钱容易,这就让地方政府把精力过度放在经营土地上,而忽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高科技等实体经济产业转向追逐暴利的房地产行业,扭曲产业结构升级,最终使整个经济体被房地产绑架。

  严跃进表示,土地财政滋生出的风险,最终会转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

  4月9日,国土资源部公布,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决定对内蒙古、安徽、河南、湖北、广东、宁夏存在的严重土地违法违规问题限期整改。这是继2007年以来,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第二次采取此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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