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沙县水运记忆
刘端贤展示工会会员证
孙祖兴展示放排时用的铁钩
沙县水运公司旧址
●采录：乐小丽 洪华高
漫步沙溪河畔，两岸楼宇临江，碧树成荫。行至东门，几艘破旧的船只停靠在岸边，与周围现代化的风景格格不入。可是沙县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波澜不惊的十里平流，曾见证了沙县的水路繁华。
沙县自古便是闽西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水运发达。文史资料记载，清同治年间，沙县改造西门、小水门、师古门、南门等码头，来自永安、三元、南平、福州等地的货物都在这些码头分拨转运。民国十七年(1928年)，沙县商人潘伊铭购置两艘小汽船，航行于沙县与福州之间，开启了三明机动船的运输史。
一条沙溪河，哺育着一代代沙县人，也将沙县的经济、文化带到全国各地。20世纪90年代，闽江、沙溪河先后兴建了沙溪口、高砂、水口等电站，加上陆地交通发展，沙县水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近日，笔者来到沙县东门老街，走访了几位老船工、木排工，听他们讲述沙县水运的那些往事。
故事一：一艘鼠船到沙溪
刘端贤今年74岁，祖籍闽清。1941年，福州沦陷，他的父亲成为众多北上逃亡者之一，顺着沙溪来到沙县当起了船工。
闽清船工历史悠久。据沙县县志记载，1918年，闽清船工带来7条梭子船，开辟了沙县东溪航线，东溪航线分夏茂和富口两个方向。在那之前，沙县到乡镇的货物运输基本靠人力挑运，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是挑夫盛行。
东溪航线建成后，挑夫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与船工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甚至打起官司。但是，船运比挑运效率高，成本低，落后总要被先进替代，重重阻力下，县镇水上航运依然势不可挡地发展壮大起来。
当时，闽清船工撑的船只叫“鼠船”，始于北宋，产于闽清，也称闽清鼠。船只头尾尖，船底薄且平，船体窄而长，有船篷、船舵，并配有竹篙、木桨、橹，船体轻，吃水浅，适于内溪支流航行。因形似棺材，沙县人称“棺材船”，也叫“两头翘”。
刘端贤在沙县出生，长大后，子承父业也成了船工。他说，以前东门码头的鼠船有一百多艘，一是去富口，二是去高桥，三是去夏茂，往返运稻谷、烟叶等农作物和其他日用品。通常，一艘鼠船能运900公斤左右的货物，运货去夏茂要走三到四天，从夏茂到沙县快些，走一到两天。
船只也运人，一般不会超过6个人。哪艘船运人，要进行抽签，其余船只统一安排运货。坐得起船的都是收入较高的人群，普通人舍不得花钱，从沙县到夏茂，一个乘客要花7元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船工没有底薪，只有抽成。货船按照不同的货物抽总价值的10%到35%，客船按人头每人抽1元船费，船队再补贴一些，这便是船工的收入，每个船工月收入数十元。
故事二：一根竹篙撑流年
那些撑船的日子，刘端贤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有活接的时候，早上六点之前就要做好准备，检查船身，备好竹篙、船桨，还要备好粮食。一趟旅程通常是一支船队一起出发，一艘船队大约15艘船，偶尔上百艘船一起出动，浩浩荡荡，颇有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势。
六点多，随着一声高呼“出发咯”，船队朝目标方向驶去。有的船一个人撑，有的两个人。水量充足的季节，船只行得飞快，比较轻松。水量少的季节，过浅滩时要把石头拨拉干净，尽量腾出一条比较通畅的水路。还要下来推船。船工们互相帮忙，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一个在船上撑，齐心协力，直到所有的船只顺利通过。
因为行程长，途中要吃饭休息，船工们都自带锅灶煮饭，乘客有的自带干粮，有的交点餐费跟船工一起吃。晚上休息时则把客船和货船进行统筹分配，一条船睡两个人。
闽清船工的到来，促进了沙县的生产发展。1949年后，船工们成立了“民船工会”，之后又成立合作社。1962年，沙县到夏茂的公路开通了，运输船逐渐减少，船工也进行了一些分流，有的到沙县化肥厂，有的到异洲伐木场，有的到沙县搬运公司，还有一部分人留下来，转到沙溪放排。
除了闽清鼠船，沙县还有大货船(五舱船)、小货船(四舱船)、小渡船、护排船等，大货船往返于福州和沙县，载重约5吨，最大的船可载重10几吨，将沙县的笋干、茶叶等运到福州，再把食盐、海鲜等产品从福州运到沙县。撑大船的人多为福州人。1949年后，原先撑大船的船工成立了“运木工会”，改行放木排，以毛竹、杉木为主，也有放松木、杂木。
故事三：一联木排走闽江
74岁的孙祖兴曾是运木工，也叫木排工。他向记者介绍了放木排的过程。
木排，古称桴，是木材水运的一种主要方式。顾名思义，就是把木头或者毛竹组合成排，通常用钉子将木头并排钉好，一段长4米，宽约4米，五六段拼成一联排，然后放入水中顺水而下。水运相较陆运成本低廉，且木头经水泡过之后更结实。因此，沙溪河上放木排，自古就有。
放木排是门技术活，木排要钉结实，否则在流放的过程中容易散架。通常一个联排由两个木排工运送，“排头兵”必须是年轻力壮、经验丰富的老工人，要求反应敏锐，眼疾手快。
开排那天，随着一声吆喝，准备就绪的木排浩浩荡荡顺沙溪漂流而下。木排速度与水流速度一致，遇到水流湍急的地方，木排工要把握好方向，要是不小心撞到石头，木排容易松散开，就得一根一根勾回来，重新钉成排，再继续运送。有的河道比较狭窄，宽度仅4米，木排勉强通过。木排从沙县放到福州，水量大时三到四天到达，水量少时可能要七天。中途他们要自带干粮，以便路上吃，排上也有简易的锅灶。
孙祖兴祖籍江西，父亲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逃到沙县的。他于1958年到运木工会工作，只有14岁，因为父辈没人在水上工作过，毫无经验的他第一次放排吓得心惊胆战。沙溪河道窄、弯道多，水流湍急，礁石密布，到水口水路才变平缓。他曾见过其他地方的木排工在运木过程中不幸淹死。好在沙县的运木工会防范意识较高，要求每个木排工都穿救生衣，万一不小心落水，生命有保障，因此，没有发生过重大意外。
高风险带来高收益，木排工收入不菲。刚进运木工会时，孙祖兴算学徒工，拿一半的工分，一个月领60元钱的工资。老工人翻倍，每月拿100多元工资。在当时，特别能干的农民一个月才挣20多元，一个普通干部每个月工资才36元。相较之下，木排工是高收入人群。
孙祖兴说：“当时沙县各个餐馆、电影院，都能看到我们运木工会的人，因为我们运木工有钱啊，消费得起。”以前十元钱就算是“大票”，有个姓黄的同事特别喜欢“炫富”，平时逛街就在胸前放一沓十元面额的人民币，微微高出口袋，若隐若现的，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故事四：一支车队绕虬城
物质富足了，木排工们开始追求品质生活。孙祖兴说，沙县第一辆自行车就是运木工人买的。
买车的人姓卞，名字孙祖兴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个“脑子很聪明”的人，姑且叫他“卞聪明”吧。以前，木排工把木排放到福州后，回程坐汽船抵达南平，再步行30里路到沙县，要连续走好几个小时。
20世纪50年代初，“卞聪明”看到南平有自行车，蠢蠢欲动。一问，一辆自行车要100多元人民币，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路推回家。当时沙县没人会骑，他就一个人在现在的体育场附近自学，很快就学会了。从那以后，他放排时把自行车绑在木排上，到南平后寄存，回来时从南平骑回沙县。
其他同事见状，也跟着买车学车，几乎人手一辆。每次放木排，二三十个工人一起出发，木排上都绑着自行车。返程时一起骑车回来，你追我赶，这算是沙县第一支“骑行队”了。
也有个别同事怎么也学不会骑自行车，这部分人就让会骑车的人载他们回沙县，每人交1元钱车费。其中有个患“大脚病”(血吸虫病)的同事，长得人高马大，因身体原因没法骑车。他太重，其他人都不愿意载他，一个叫卞贞宗的同事骑行技术高超，主动承担起载他的重任，也收1元钱的车费，但是路上的餐费由对方承包。
再后来，越来越多人买了自行车。有一年，县里举行自行车大赛，卞贞宗拿了第一名。据说，原本他可以参加省赛，比赛途中，一位同事的自行车链条断了，卞贞宗秉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停下来帮他修理链条，耽误了不少时间。尽管如此，他还是得了第一，但是用时稍长，错失了参加省赛的机会。
故事五：一段岁月伴硝烟
聊天过程中，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战争时期有关船工的故事。
1949年前，经常有土匪打劫过路船只，不仅抢老百姓的，连国民党军队的物资也抢。船工们害怕承担损失，运军用物资时要求当兵的负责押运。
国民党派去押运船只的大多是新兵，连枪法都没有学利落。土匪一冒头，新兵吓得端起枪一股脑儿乱扫，很快就把子弹打光了，有的避之不及直接被土匪打死。船工们见状不妙，早就弃船逃跑了，土匪这才从水里游过来劫走物资。
1947年春，林志群、王德标率领部分游击队到沙县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劫了敌军一辆军车，被恼羞成怒的敌军困在延永公路边的九都山，昼夜搜捕。沙溪河上船只也被统一管制，不给游击队渡河的机会。
在这种局势下，林志群等人两次偷渡沙溪均没有成功。被困了近半个月后，王德标终于找到一艘船，约好半夜在洋坊登船。
到了约定地点，王德标拍了几下手掌，船只从暗处划来，撑船的船工很吃惊，半紧张半友好地说：“原来是你们啊！”原来，王德标雇船时只说是贩烟叶走私。
此时，不远处的一座破纸坊里，二三十个保安兵正在围着火炉烤火，万一船工举报，或者发出巨大的声响，很容易就被发现了。船工自言自语地赞了一句：“你们好大的胆，我真佩服。”便将船小心翼翼地撑到河对岸，帮助游击队员顺利逃离。
战争年代，船工们在硝烟中艰难生存，1949年后，也有斗争故事。
运木工人多为福州人，福州人信奉天主教，东门有一座天主教堂。解放初期，教堂有一个传教士，平时向工人传播的都是正能量的宗教思想，在工人中很有威望。
可是，有一天，公安局来抓人，说他是国民党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特务。
运木工会领导立即出面作保，其他普通工人也纷纷站出来，说他是好人，不可能是什么特务。
公安局无奈，只好先回去了，随后找了工会的领导，将搜集到的证据一一呈现。工会领导一看，大吃一惊，立即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把该传教士的真实身份、履历和曾经开展的特务工作等情况向职工们宣布。全体职工恍然大悟，都表示不再保他，那个特务这才被抓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