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亲历故事，看中国法治的进步
——在厦门大学法学院2022级
新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教师代表 郑金雄教授
上午好，2022级的同学们！
欢迎你们加入厦门大学法学院大家庭，开启人生新里程！
我也是厦门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很长时间还是一名记者、法官。在这里，我分享自己亲历的三个故事，希望有助于同学们对法学的初步了解。
第一个，关于中国大陆在法庭上首次启用法槌的故事。
印象中，每个人都知道，法庭是威严的。但现实是，法庭也会出现喧哗、吵架、交头接耳。无奈的是，早些年的法官，在庭审秩序失控时，只能靠喊破喉咙，或者大拍桌面，来维持法庭纪律。碰上难搞的诉讼双方，不少法官休庭后会叹气：“唉，把手都拍痛了。”
难道不是应该有一个工具，帮助法官维护权威、控制节奏吗？至少，绝对不能让法官像普通人那样拍桌子啊。当时，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院长陈国猛，找来我和另一位法官说：“我们要想想办法呀。”
我们几个研讨多次，筛选出的方案中，有摇铃、惊堂木、法槌等三种。考虑到用法槌的国家比较多，最后，综合了许多法官意见，院长拍板，我们的法庭就采用法槌。
那一年，我33岁。院长安排我起草“法槌使用规定”，并负责落实法槌设计理念。
我的老家仙游，是“中国木雕第一乡”。我找到老师傅一起琢磨，把法槌槌头的上半部雕成独角兽獬豸，寓意公平正义至上；法槌的柄上浅雕出麦穗、齿轮的花纹，既体现审判权力源于民、握于民的内涵，又能避免手滑，抓不牢槌柄。总之，法槌的外形，既体现法的精神，又方便法官把握与使用。
接着，开始琢磨法槌底座，定型为方形底座，寓意法官方正，法律的规矩和原则性。至于用什么材料，木雕师傅也没有经验。我们只好找来各种实木、聚合板材一一试验，试了70多种材料后，终于选定声音清脆响亮的花梨木。院长对样品很满意，但觉得敲击声音过于短促，又和我一起再琢磨。最后发现，底座部分镂空之后，声响效果最好。
2001年9月14日，一道清脆的法槌声，响彻思明区人民法院庭审现场。人民日报、新华社等70家媒体报道此事：“思明法院院长敲响中国大陆庭审第一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对此作了批示，要求调研并推广。200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文件，规定从6月1日起，全国法院统一使用法槌。现在，我们思明法院用过的“人民法院庭审第一槌”，已被中国法院博物馆珍藏；同时，还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百年党史的百件革命文物”。
值得自豪的是，法槌改革的主要推动者，都是我们厦门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他们是1985级的陈国猛、1990级的黄鸣鹤，以及1987级的我。
第二个故事，是刑事被告人出庭受审可以“自由着装”的改革。
罪犯可恶，但罪犯也是人，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夫。记得一次，有个毒贩即将被押赴刑场。当法官宣读完执行死刑命令，这个犯人挣扎着往旁听席看，以视线寻找亲人，情形令人怜悯。我心想，应该安排死囚跟亲人见个面，交代后事啊。可当时，并没有死刑犯可以会见亲属的规定。后来，我起草了允许死囚会见亲属的一个改革方案。可惜，由于客观原因，思路仅仅停留在方案中。好在八年之后，最高院颁布了一个司法解释，明确保障死刑犯临刑前会见亲人的权利。本来，可以更早推动这项司法改革，可惜错失机会，这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遗憾。
后来，这种遗憾，在我参与的另一项改革里，得到了弥补。
在我国，刑事被告人身穿囚服出庭受审，历史渊远流长。但是，根据无罪推定现代法律精神，刑事被告人穿着标志明显的囚服出庭受审，容易给大家留下此人有罪的印象。让他们有权选择穿什么衣服出庭受审，这符合无罪推定，也符合全球司法惯例。于是，在我们厦门中院，我们建议，推动刑事被告人可以自由着装出庭受审的改革。这个建议，得到了朱珍钮院长批准和支持，由我起草了方案。
九年之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多年后回头看，厦门中院的司法改革理念，还是先进的。我至今记得，厦门率先改革后，首次自由着装的两个被告人，一个身穿暗灰色圆领T恤，一个身穿浅蓝色开口T恤。
第三个故事，是新中国第一起死者名誉权案的访谈。
2006年，我和最高院的两位同事，共同撰写中国新闻侵权诉讼断代史，书名为《中国新闻官司20年》。这里头，有我国第一例记者诽谤罪案件、第一例侵犯肖像权案件、第一例侵犯隐私权案件等等。整整九个月时间，我们三人在全国各地奔波，采访了30多位法官和当事人，抢救挖掘历史资料。
印象最深的是，我采访新中国第一例死者名誉权案的主办法官。
1987年，民法通则刚实施，天津市中级法院受理了一件死者家属提起的侵犯死者名誉权案件。死者为女性，去世40多年了，而当地一个作家以真人真名写小说，虚构了她的不堪经历。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死者名誉是否受保护。
主审案件的，是一位女法官。她对我说，法官也要换位思考，假如你过世亲人的名誉被侵害，你是不是觉得难受，是不是应该有法律救济的途径？此案的难点，主要是来自法律的技术压力。后来，经过多次辩论，不断请示，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明确死者名誉权应依法保护。
这位法官向我交心说，迎难而上，才能锻炼思维。啃下了最难的案件，以后就不会再怕什么，再难也能做到从容。她说，她也没想到，自己能办一个载入中国法制史的案件。
我讲了三个故事，是想表达三层意思。
第一个故事，说法槌改革，是说法的权威。这个世界纵有万千纠纷，都要靠法律“一槌定音”。
第二个故事，刑事被告人出庭不用再穿上囚服，这是在说，好的法律，是关怀人的，是有温度的。
第三个故事，死者名誉权案件的启发，是让我们相信，法律和人都会进步的，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同学们，我从踏入法律人的门槛，到今天正好35年。一路走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个法律人的点滴进步，都必须融入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编辑：段新数
来源：厦门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