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北:中央苏区的重要战略要地

来源:福建日报  2012年07月02日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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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建宁为中心的闽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曾多次到这里从事革命活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许多重大战斗也发生在这里,开国十大元帅有八位(即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陈毅)都曾在这里留下战斗足迹,谱写了光辉壮丽的史诗。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地区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以及它们在历史过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在闽西北这块神奇的红土地上,之所以有众多领袖、领军人物在此领导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同它独特的地理环境、社会条件及战略地位不无关系。正如1933年5月25日中共闽赣省委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建黎泰党的任务》中所概括:“建黎泰苏区是中央苏区最主要的门户,是中央苏区与闽北、闽浙赣苏区联系的关键,是目前彻底粉碎四次‘围剿’决战中决定胜负的战略中心。”此时,《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目前作战计划与任务的指示》中,更明确地指出:“这个区域是中央苏区战略的锁匙,是永远不能放弃的。”而建(宁)黎(川)泰(宁)苏区就是闽西北(又称闽赣边)革命根据地的最先基础与中心区域。

  被毛泽东称为“好区域”,列为红军主要工作区及筹款区

  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时就提出,不论任何时期,都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政策,巩固地向前发展。1930年初,在赣南、闽西等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并不断发展的新局势下,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光辉著作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931年6月28日,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和苏区的建立、发展历程,并根据闽赣边尤其是建宁一带实地考察的结果,于建宁驻地致信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闽赣边工委书记周以栗和红十二军政委谭震林时,对中央苏区红军今后的重点工作区域和发展方向,作出了精辟论断:“只有东方是好区域”。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东方,我认为是指中央苏区的东冀,即闽赣边区,其理由,毛泽东在信中列举了五条:“第一,蒋系地盘,无直接威胁两广之弊;第二,地势偏僻,即不受威胁,若较之我们出南丰、宜黄者为小;第三,有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应造成新战场;第四,有款可筹,军以内不愁给养;第五,群众很多,可以出兵扩大红军。”正因为有这些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有利条件,所以毛泽东要求红军“在这区域作长期工作计划”,并确定“三军团应以建宁、泰宁、将乐为工作区域,以顺昌、邵武、光泽为筹款区域。四军应以归化、清流、连城为工作区域,以沙县、永安、尤溪为筹款区域”。同时规定“所谓工作区都是要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筹款区只打土豪,做宣传”,“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毛泽东这一战略决策,正是古田会议确定的红军三大任务的具体体现,与当时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的错误主张恰恰相反。

  在毛泽东战略思想指导下,在红三军团的具体帮助和推动下,建宁、泰宁于1931年6月均分别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先后组建了建宁模范少先师、建宁独立团、泰宁独立营及建黎泰独立师,并广泛开展了土地革命;将乐在红六师工作队协助下,此间也在6个区、53个乡(村)建立了红色政权,21个乡(村)开展了插标分田运动。在红四军的帮助和推动下,清流、归化(今明溪)分别于1932年8月、6月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都组建了独立团,开展了分田分地斗争;连城此前就已建立了红色政权。此后,筹款区的宁化、沙县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从此使闽西北的建宁、泰宁、将乐、归化、清流、宁化、沙县等7县均成为中央苏区县,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的主战场和指挥中心之一

  红军和苏区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并把重点置于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红军。从此,红军的战争便进入反对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新阶段。

  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除急电催调在武汉的第十九路军迅速进入江西参战外,另调福建的第五十六师、第四十九师、暂编第二旅向闽赣边界推进,妄图在闽西北堵截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亲自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在五天之内连续取得龙冈、东韶大捷,歼敌愈万。此时,敌第五十六师仍布防在建宁及泰宁、将乐、顺昌,第十五师布防在龙岩、永定,暂编第二旅也只赶到永安,尚未进入江西,已无法挽救整个“围剿”的败局。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惨败后,又于1931年3月,重新调集了18个师又3个旅,共计20万兵力,形成一条西起赣江、东至建宁700里长的弧形包围圈,由北向南朝中央苏区压来。并命令驻福建的新编第四旅出宁化,新编第二师卢兴邦旅出连城、长汀,第四十九师出上杭、武平,防堵红军向西南转移。

  面对蒋介石“二十万军重入赣”的险恶形势,红一方面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主力,于1931年5月16日从富田开始,由西向东横扫七千里,在连续取得富田、白沙、中村、广昌战斗胜利后,5月31日,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迅即奔袭建宁城,共歼敌7000人,缴获山炮2门,枪3000多支和无线电台、马匹等大量的军用物资,光是西药可供红一方面军使用半年,从而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当晚,毛泽东进驻建宁城北溪口天主堂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挥毫填写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一首,真实地反映了中央红军“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辉煌胜利,又辛辣地嘲讽了国民党军“步步为营”战术的破产。

  毛泽东在建宁期间,共主持召开过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四次重要会议。当时由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和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处于统治地位,临时中央曾提出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严厉地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主张,根据中国的国情与当时敌我双方实际状况,果断地决定红军由战略反攻发展为战略进攻。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第六次、第八次总前委会议,正确贯彻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决定红军实际战略进攻的三期工作计划,第一期向北,第二期向南,第三期向西,把迅速扩大游击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加紧筹款、扩大红军、加强训练作为中心任务,创造性地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思想,为第三次反“围剿”作了充分准备。

  第二次反“围剿”被粉碎不到期一个月,不甘失败的蒋介石又调集30万军队,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于1931年7月10日率部从建宁出发,千里回师,直趋赣南。此时,分散在闽西北、闽西、赣南广大地区的红军主力也迅速收拢部队,向苏区中心区回师。在此后的77天时间里,红军主力六战皆胜,歼敌万余,俘敌1.8万人,并缴获了大量军需。

  为了加强中央苏区战略上重要地区的领导,为第四次反“围剿”作准备,1933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给各地发出“紧急指示”,要求:“要用一切力量来发展与巩固苏区,赣、闽两省应以最大努力,立刻加强对发展区域的领导,特别是在战略上重要的地区,如赣之宁都、广昌、宜黄、乐安、南丰、黎川、石城;闽之建宁、泰宁、宁化、连城、归化、清流等县”。苏区中央局所列的福建6个战略重要地区,闽西北占5个。

  在蒋介石第四次“围剿”部署未定之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于1932年10月16日果断决定:集中兵力向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发起攻击。18日攻克了建宁、黎川,19日又攻占了泰宁。红军两天之内取得“北线大胜利,连克三城”的辉煌战果,初步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北苏区的联系。建宁攻克后,周恩来便率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中革军委进驻建宁城关白楼内。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与朱德虽置身于战斗前线,但他们的指挥所很长时间一直设在这里,使之成为我军反“围剿”的指挥中心之一。

  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在建宁担任守备任务的红四十五团,“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勇猛冲锋与敌顽抗”,完成了守卫反“围剿”指挥中心的任务,得到了少共中央的嘉奖。少共中央局在肯定该团“曾建立许多光荣战绩”的同时,并希望“坚持这一战略的基地到最后胜利”;建黎泰独立师等地方武装,按照中革军委的统一部署,积极行动,袭扰敌人,坚壁清野,封锁消息,确保了苏区后方安全,使主力红军得以集中全力在前线与敌作战。闽西北地方武装作战累建战功,受到了中革军委通电嘉奖,表彰他们“保护土地革命利益,为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府,实为苏区地方武装的表率”。

  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以建宁为中心的闽西北根据地是红一方面军兵员补充与物资供应的主要基地之一。根据地各苏维埃政府坚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扩红支前,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持红军作战。在临时中央“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和闽赣省委“创造红七军团任务”的号召下,闽西北各地大力组织青壮年参加红军。1933年7月5日,扩编后的建黎泰独立师第三团、少先师及建泰独立团即被编入红七军团,并以建宁为红七军团训练基地。与此同时,少共中央发出“创立少共国际师”号召,苏区各级团组织采取以往扩红经验,以整营整连的地方武装和整个青年团支部加入红军。据统计,在几次扩红运动中,仅建宁苏区就有8000多人参加红军,有10个乡成为创建“少共师”模范乡或扩红模范乡。苏区群众还自觉地组织担架、救护、运输,慰劳、洗衣等服务队,奔忙于前线与后方之间。闽西北各县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发动群众,收集粮食、蔬菜、铺板、禾草等物资供给红军,保证了数万红军部队的物资供应。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作为中央苏区东方屏障和依托的宁(化)清(流)归(化)苏区,担负着牵制敌军东路进攻的艰巨任务。该苏区地方武装配合红七军团转战归化铜岭、将乐铁岭一线,顽强地阻击了东路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但也牺牲惨重。为此,宁化县率先开展了扩红运动,不断补充兵员,仅1934年1月参军人数就达1460人,后又扩大赤卫军3717名,还组织了1600名的运输人员,帮助红军搞运输、筑工事。根据临时中央关于闽赣省“应以宁化为中心,切实加紧突击运动”的指示,宁清归苏区又掀起了收集粮食的高潮,仅宁化县半个月时间就收集了3.4万担粮食,并组织运输队,抢运粮食到指定的接收地点和部队。由于宁清归苏区很好地发挥了战略基地的作用,此后不仅主动配合主力红军的转移,而且努力牵制敌人对苏区的进攻,是中央苏区最后丧失的根据地之一。

  “开展东方战局的战略要地”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临时中央不顾敌我态势的变化,错误地作出“分离作战”的决定,将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在抚州、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编为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速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实现“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的主观臆想。周恩来、朱德力谏:“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而应集中使用”,这一意见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却不为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所接受。

  1933年7月1日东方军正式成立,2日东方军所属红四师、红五师从广昌分路向福建挺进。东方军入闽后即转战闽西北。当时由于周恩来、朱德力排来自后方的博古、项英的干扰和东方军领导彭德怀、滕代远的果敢指挥,7月19日即攻克宁化通往归化、将乐的要冲泉上,拔除反动武装扼守的顽固土堡,扫除了东方军向东运动、扩大苏区的一大障碍,并歼灭地方武装4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粮食、食盐等,进而乘胜进占清流,收复大片地区,使闽西北的宁化、归化、建宁连成一片。接着,从宁化、清流南下作战,8月2日攻占连城县城,先后消灭敌第七十八师3个团,俘敌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军粮1500余担,收复了连城、朋口、新泉一带苏区。8月24日,东方军攻占沙县的高桥、夏茂后,又奉命围攻顺昌、将乐、延平县城,均久攻不克,但一路解放了泰宁、将乐、顺昌、邵武、延平之间的数百里地域。

  从7月2日至9月25日的东方战线的作战,取得了“赤化千里、筹款百万”的重大胜利,但由于执行中革军委强攻将乐、顺昌、延平县城的错误命令,使东方军及配合攻城作战的闽西北地方武装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蒋介石以重兵进剿十九路军,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使中央苏区出现新的转机。为了趁机扩大苏区并吸收被蒋军打垮的十九路军到红军来,中革军委决定由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再次入闽作战。1934年1月12日,红三军团发起围攻沙县战斗,至1月25日攻克沙县县城,共毙伤国民党新编第五十二师及地主武装700余人,俘敌13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0余支、山炮8门、子弹炮弹10余万发及大量粮食、食盐、布匹。《红色中华》以《到沙县挑胜利品去》为题,号召“苏区广大的工农群众热烈的起来组织担架队、伕子队、工作团等等到沙县去,挑胜利品去”,这些缴获物资均为中央苏区所紧缺,运回瑞金后对缓解中央苏区物资上困难起了重要作用。时值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给攻占沙县的部队拍发了《奖励电》,称赞他们“在攻占沙县的伟大胜利中,给予了第二次全苏大会以最光荣的礼物”。沙县解放后,立即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此后,红色区域不断扩大,至2月底全县3个区、27个乡(村)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2月9日,东方军红六师再次解放了将乐城,重建了将乐县苏维埃政府,该县所辖6区9乡1镇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城乡工农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东方军攻占沙县、将乐期间,又在这一带掀起了扩红高潮,吸收了1260名青年加入红军,而地方武装也同时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保卫中央苏区东大门,发挥了重大作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东方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红色中华》上撰文称沙县一带苏区为“开展东方战局的战略要地。”

  总之,以建宁为中心的闽西北革命根据地,为福建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央苏区的扩展和巩固,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必将永载党的光辉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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